凌頌榮 - 中文學術的專精與通博｜靜水深流

在「專精」和「通博」之間，大學教育制度往往難以取捨。早於上世紀80年代，金耀基的《大學之理念》已言，因應社會的需求、知識體系的發展，大學生傾向主修單一科目，鑽研專門之學，卻生出眼光狹隘、思考刻板之虞，遂又有人鼓勵跨越科目藩籬，廣涉各門知識。多年過去，爭議仍未完結，情況倒有加劇：知識太多了，一科之內豈無「專精」與「通博」之分？

 

論香港的大專院校，各大中文系普遍提供單一的學位課程，但學系里實有細分學習範疇。尤其學生撰寫畢業論文時，學系會先要求申報範疇，稍後才詢問確實的題目。行政制度堅持區別你的歸屬，反映出「中文系」以內的「專精」意識。一般來說，常見的範疇包括古典文學、古代文獻、現代文學和語言學，部分院校另設創意寫作或文化研究。從名目觀之，不難想像各類都含有繁複的內容，諸如古典文學上及秦漢而下迄明清，現代文學則出入於中西作家及篇章，可謂極盡時空限度。

據個人觀察，即使學系開設了大量必修課程，盡量提供認識各範疇的機會，但學生日後總會自行「歸邊」，帶着明確偏好選修進階課程。究其原因，無非是滿足學習興趣，同時迴避不擅長的課程，保障成績。換言之，對比奠定基礎，學生或視必修課程為認清自身長短的途徑，務求在學術海洋上駛入得心應手的航道。的確，學院制度並不否定此學習模式。問題在於學生如何對待「航道」外的事物。部分學生會視其餘範疇為洪水猛獸，形容上課等同受刑。最極端者抗拒聽課，根本不接受、不面對這些範疇的獨特性質和思維方法。「專精」與「狹隘」乃硬幣的兩面，態度稍有歪斜，即成惰性。

分科研習 無可厚非

言至此處，「專精」似是趨勢，那麼「通博」就不必理會嗎？非也。事實上，治學至一定程度後，學問自會轉向「通博」一方——不管是自願還是不得已。修古文學者所面對的情況主要有二：

一種是研究對象性質複雜，涉及多方學問，例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好幾年前，幾間出版社接連刊行它的整理本，引起了小風潮。如是者，它成為常見於詩詞習作的引用文獻。奈何學生大多意識不到此書的性質，單看其文言句式，加上某些古典用語和詞學內容，就相信它是傳統「詩文評」的著作。要知道王國維生於中西學術交融的年代，懂得歐洲語文，曾鑽研康德、叔本華和尼采之書。「境界說」作為《人間詞話》主要理論，正是受康德的美學體系影響，而決不是與傳統詞學的批評觀點一脈相承的關係。

進而言之，欲透澈掌握《人間詞話》所論，就得從歐洲的古典美學和哲學入手。意即古文學研究者要暫時放下文言，秉持「通博」精神，翻一翻諸部西洋經典了。

另一種情況則是藉其他範疇的知識彌補傳統學術的盲點。傳統學術以「四部」為架構，經學居中心位置，延伸出子、史、集三者。古人關心的事物、觀察的方法，以至對「知識」的定義，俱與現代價值觀不同。他們或苦於運用科學的語言，準確分析現象，也未有建立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學科。不過，這並不意味相關現象不曾存在。

廣涉知識 彌補盲點

因此，惟有適當地援引現代學術的理論與分析工具，方能突破既有論述的瓶頸，真正觸及研究對象。例如，論明清通俗文學的研究，礙於古人輕視，論述多有空白，而傳統的文本閱讀技巧又難以把握其「通俗性」。時至現代，學者才開始借用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觀點，把出版行業的運作方式、商人的資本運用和都市化現象等話題帶入討論，對學界甚有啟發。

學海無涯，時光有限。治學過程中，「專精」與「通博」的平衡實在難定客觀標準。真正的關鍵當在於學習態度。大學歲月短短四年，未免以「專精」為首要，但日後再加精進的話，則決不許漠視「通博」的階段。當然，盲目的「通博」純粹浪費精力。學子應由既有的基礎出發，一步一步向外拓展，最終超越學院分科的思維，建構出自己的學問網絡。

文：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凌頌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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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於《星島日報》2024年1月30日教育版專欄「知識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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