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廟街神父變身包租公 拯救疫下「麥難民」

昔日人山人海的油麻地廟街，疫情下人潮不再，三分一排檔沒有營業，「封區（檢測）之後，這里變了死城。」在「廟街神父」胡頌恆（John Wotherspoon）眼中，五光十色的廟街，背後藏着不受注視，卻亟須援手的釋囚、道友及露宿者，但過去一年，廟街淪落人急增，神父變身包租公，租下的賓館房間一個接一個，轉眼間已有近七十人入住，不少是年屆六十，被疫情奪去工作的人。眼見求助者愈來愈多，七十四歲的他逼着愈走愈快，卻從不言倦，心里只是疑問，政府為何對無助者視而不見，「不要花錢興建機場第三跑道，在廟街幫助窮人吧！」 記者 郭增龍

位於廟街的商住大廈平安大樓，不少單位均為賓館，疫情下訪港旅客人潮不再，房間丟空。胡頌恆於是在平安大樓不同樓層，合共租下四十多個房間，作為臨時宿舍，讓近七十人入住。他之所以租下房間，是因為去年三月底，政府宣布禁晚市堂食，令不少原本借宿二十四小時麥當勞的「麥難民」，頓時失去每晚休息之處，「我很多謝麥當勞一直收留露宿者，但沒有麥當勞後，露宿者需要找地方住，我希望可以做點事。」

賣二手衫租賓館救濟露宿者

胡頌恆起初只是租下一兩個賓館房間，並在廟街出售二手衣服及家品，期望為露宿者創造就業機會之餘，亦可以將盈利用作賓館房間的開支。不少教友及善長得知其計畫後，均踴躍捐款，更一度籌得逾二百萬元的資金，令他喜出望外，「我並無特別宣傳籌款，這個情況是我意想不到，或者就如基督教宣教士戴德生所說：『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絕對不會缺少上帝的供應。』」

油麻地的露宿者問題，胡頌恆絕不陌生。早在一九八五年由澳洲來港宣教的他，十一年前為了踐行服務窮人的夙願，在廟街租下不足一百呎的劏房居住，與基層同呼吸，「我是監獄神父，每個星期都會到不同的監獄探監，我知道很多釋囚出獄後，都會來廟街找工作，所以我來這里，一開始也是做釋囚的工作。」

辦「薄餅派對」與釋囚分享

胡頌恆起初每逢周日在家舉辦「薄餅派對」，邀請吸毒者、露宿者或更生人士參加聚餐分享，參加人數由起初的兩三人，增加至近年二百多人，地點亦由胡頌恆的蝸居，改在區內的學校禮堂舉行。直至去年疫情肆虐，「薄餅派對」被逼停辦至今。不過，每逢周四晚上的派飯行動，則未有因為疫情而取消。

在胡頌恆眼中，外表繁華的廟街，實質是香港淪落人的聚集地。他見證不少找不到工作機會的釋囚，在這里鋌而走險，從事馬伕、販毒等的違法工作。他的劏房鄰區，有難民，亦有收入微薄的少數族裔家庭，一家四口擠住狹小的空間，疫情下逼得喘不過氣，「那些劏房都是不及格的單位，他們住在這里很容易有健康問題。」然而，一場疫症令廟街淪落人的名單中，添加了不少他意想不到的新成員。

不愁三餐港人疫下失飯碗

訪問當日，記者隨胡頌恆到平安大樓探訪入住臨時宿舍的住客。六十五歲的蔡先生原本是餐廳廚師，月入兩萬多元，與內地太太居於深圳，本來生活無憂，更有餘錢與友人在內地投資經營餐廳。去年疫情爆發，蔡先生為了保住香港的工作，趕在入境隔離令生效前返港。然而，隨着本港疫情日趨嚴峻，他在三月已失去工作，內地投資的餐廳亦結業收場，連太太也返回湖北老家。孑然一身的他，過去一年嘗過「瞓天橋底」的滋味，輾轉獲胡頌恆收留。他慨歎經濟不景下，工作機會有限，對重投職場不抱期望，「老闆要請都請後生，我年紀大，無得爭。」

另一名住客Norman見到胡頌恆後，更能以流利的英語溝通。現年六十四歲的他年幼時隨父母移民加拿大，近年在雲南昆明擔任外國旅行團導遊及英語會話導師，疫情下旅遊業冰封，他收入歸零，苦撐至去年十二月後，萌生回港念頭，「如果我在內地不幸患病入院，我不可能負擔住院費用，但我有香港身分證，知道回來最少也有基本保障。」Norman回港一度入住油麻地的賓館，直至上月盤川用盡，於是向胡頌恆求助，「我正報讀物業管理課程，希望之後可以找到工作。」

「服侍窮人就是服侍耶穌」

過去一年，胡頌恆在廟街街角遇上不少原本有穩定工作、不愁三餐的香港人，因為一場疫症失去飯碗，「中國人都很勤力，他們因為面子問題，不願意領綜援。」即使他們願意向政府求援，要找到廉價的住宿亦不容易，「政府的福利幫不到他們。」

要七十四歲的胡頌恆肩負近七十人每日的起居飲食，顯然是超出他的負荷，他獨力支撐半年後，終於在去年十一月增聘一人幫忙，加上不時有義工自發幫忙，他才有得來不易的喘息時間。在完成露宿者探訪後，記者跟着胡頌恆回到他經營的二手用品店，探問是甚麼推動他不眠不休地服務露宿者時，他指着掛在店內的一幅畫，那是以衣衫襤褸的姿態，橫臥於街邊座椅的耶穌畫像，「服侍窮人就是服侍耶穌。」

《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