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研港歷史為後人鋪路 冼玉儀享受鑑古閱今

說到香港歷史研究，港大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教授冼玉儀總是眉飛色舞。她是香港歷史研究的先行者，在八十年代學術界忽視香港的時代，她翻閱東華三院及保良局的文獻，揭開扎根香港的百年慈善老店，連結海外華人的角色，讓世界看見香港的國際實力。研究以外，她更為原始檔案編修目錄索引，方便研究者查找資料，最近參與《香港志》的編修工作，亦是為後輩提供扎實的原始資料。她樂於為學者鋪路，是因為研究之樂，她不甘於獨享，「我希望可以感染後輩，令他們相信（香港歷史）很值得做。」

生於一九四八年的冼玉儀，學生時代對香港史的唯一認識，是鴉片戰爭後割讓香港的歷史事件。直至在港大修讀碩士期間，發現皇家亞洲學會期刊內，由外國人撰寫的新界風俗及村落文化的文章，她愈讀愈興奮，大開眼界之餘，亦為自己的無知慚愧，「我在香港出世，做了這麼多年香港人，為甚麼連香港歷史都不認識？」香港歷史，自此成為她一生的研究方向。

翻東華三院文獻尋歷史寶藏

　　冼玉儀在港大修讀博士期間，希望通過東華三院，了解華人精英與殖民地政府的關係，卻意外發掘到歷史寶藏。當時港人對東華三院的了解，僅止於醫院，冼玉儀初次叩門，對方直言沒有歷史檔案，幾經轉折才讓她到訪儲存昔日書信文件的房間，「我還記得是無冷氣，很多老鼠四圍走，入面的書一打開，就會有蟲走出來，紙也是穿孔。」

　　這些發黃破舊的紙張，記載着東華三院為海外華人服務的歷史，例如協助苦工將辛苦賺取的金錢寄回鄉下，以及為客死異鄉的華人施棺贈殮。文件內字里行間，流露老百姓在大時代中的種種無奈，「一個人冒着生命危險，在外國工作十幾年，才有機會寄錢返鄉下，但滄海桑田，千辛萬苦將錢送到鄉下後，發現父母離世，太太亦已改嫁，很多很淒涼的故事。」

　　即使這些小人物的故事未必能寫入論文當中，冼玉儀卻禁不住一一仔細欣賞，「這些並不是小說，是真實存在過的人。歷史故事有很多層次，可以寫偉人，但不要忘記偉人背後有很多小人物，即使他們的故事很瑣碎，但人生就是這樣。」東華三院的故事，亦令她以香港人的身分自豪，「正因為香港是很繁榮的商埠，東華三院才可以在香港發揮如此大的力量。」

夥夏其龍為殖民地檔案製目錄

　　研究歷史以外，冼玉儀亦樂於參與歷史文件分類及整理，令研究者更容易找到所需資料，包括在九十年代與夏其龍神父合作，將英國殖民地部的第一百二十九號檔案，製作目錄索引。她解釋，由於檔案收錄百年來香港殖民地官員寄往英國的文件，資料量極多，如無目錄索引，研究者無疑是大海撈針。

　　她願意承擔這種工作，是受到施其樂牧師的啟蒙。六十年代來港的施其樂，發現香港本地史一片空白，於是從零開始，翻閱中英文報章、官方記錄，甚至到墳場抄寫資料，製作數以萬計以本地人物為中心的資料卡。冼玉儀坦言希望成為施其樂的繼承人，並憶述兩人往事，「我跟他是好好的朋友，他住在美孚新邨，我與不少歷史學者時不時都會去他家中找資料，他總是歡迎我們到訪，甚至預備好午餐。」

編修《香港志》範圍從古到今

　編修《香港志》對冼玉儀而言，也是希望為日後的研究學者提供有用的原始資料。她解釋，地方志是中國的良好傳統，儼如百科全書，方便外派官員了解當區的風土人情，惟香港過去並無獨立的地方志，《新安縣志》對香港的記述極少，令編修《香港志》變得有意義，「雖然近二十年很多人研究香港史，但很多是斷代史，只集中講一段時間，或者是專題研究，好像我研究東華三院一樣，但地方志是通史，範圍是從古到今，涉及不同範疇，過去沒有人做過。」

　　冼玉儀是香港地方志中心編審委員會召集人之一，既負責監督編修流程，早期亦負責選題及物色學者。她坦言《香港志》由七千年前開始記述，直至一七年為止，內容包括自然、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其資料的完備是她意料之外，「去年完成首冊《總述大事記》後，我有一種源遠流長的感覺，覺得它對香港人來說，是知道自己來自何處。」

研究學者逾五十人 以老帶新

　　香港地方志中心目前有五十多名員工，包括具備博士及碩士學歷的學者，冼玉儀喜見當中不乏年輕面孔，團隊內以老帶新，各自發揮所長，「我的角色很細，他們造出的成果我看完之後，也覺得獲益良多。」待六十六卷《香港志》完成後，冼玉儀相信，教育界日後可從中取得公民教育所需資料，研究學者亦可抽取有用的部分進深研究。

　　縱然冼玉儀研究香港歷史超過四十年，但她至今熱情未減，「我今年七十三歲，還有一樣工作可以令我充滿生命力，是很幸福的事。」她渴望自己的言傳身教，可以令更多有志從事歷史研究的人，找到當中的趣味，「如果找到的話，Don't thank me, just pass it on（不用道謝，繼續傳承下去）。」

《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