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藍營分別在於「一國」 邵善波：有建制派對英殖肯定甚至懷念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在內地《觀察者網》撰文指，「反修例黑暴事件」反映出「一國兩制」在港實行20多年來，積聚下來的一大堆問題。事件迫使中央在去年連續出重手，這是「一制」踏入了一個新階段，「一國兩制」在港出現了一個新版本。香港當前出現的並不是「一國一制」。回歸後二十多年，國家對港的權力及關係並沒有變化。變化的是在「一國」之下，中央對港「一制」的政策，著實有所調整，但這變化並不違反「一國兩制」的原則。

在「2.0版」下，中央在港的角色的確有了較大的變化，香港過去幾年出現的一些問題，其實是在港的「一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造成的結果。即香港面對的困難，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自身一制的內部問題。

邵善波在評論文章指，中央訂立《港區國安法》，完善選制，均是在行使其國家職權，屬「一國」下的正常行為，這並不是「一國」與香港的關係有什麼改變。一個國家的安全問題，不可能純粹是地方的事務。中央回歸前對國安問題的處理態度，是寬鬆的，中央通過《基本法》「授權」香港在當地立法，以管控這些行為及事務。

但二十多年來證明，香港無法落實這任務，更出現嚴重傷害國安的情況，引致社會分裂及動盪，政府施政不能伸張，造成社會問題，更影響到國家發展的大環境。這令中央不得不改變原來的安排，在這本屬國家的事務上，直接出手解決填補國安立法這個漏洞，解決面對的困局。

國安性質上就是「一國」的事，本來就不屬香港「一制」的權責範圍。中央出手並沒有改變「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同樣，選制設計，在單一制的國家體制下，也本屬國家的職權範圍，不是高度自治權力範圍內的事務。《基本法》對這方面的規定，對修改這方面的安排做出各種限制及訂明中央的角色，亦清楚反映這權力及職責的本質，及中央與特區在這問題上的關係。

邵善波指，香港出現藍營與黃營的分野，藍營被定性為保守、親建制，因為西方國家近來的表現，對西方體制感到失望的人，這並不正確。同樣，將黃營定性為那些懷念英殖，希望與內地持續分隔的人，也不正確。雖然這些標準可以用來分辨社會上不同的群組及思潮，但這並不是近年來形成的藍營和黃營的基本分歧。

邵善波形容，建制派內不少人對英殖時期的管治也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甚至懷念。對近年因為中美關係惡化，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斷出現問題，對西方感到失望的，也不限於親建制的人士。絕大多數的親建制人士，在支持「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也會肯定一定程度上香港與內地的差異、分隔，對香港與內地關係的發展，存有各種疑慮。

反之，黃營的特點是基本上不接受回歸的事實，亦即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受中國主權管轄的現實。在相當程度上，他們也抗拒中共領導的中國，抗拒中央對港的管治權。其中不少更有反對中國，不承認或不想做中國人這些極端傾向。他們對回歸後港人自治的安排及情況不滿意、不接受。在這個政治基礎上，他們組織及進行抗爭行動，包括欲通過選舉奪取管治權，其中手段更包括引入或接受境外勢力的介入及支持，以求達到他們的目的，這才是黃營的本質，造成問題的根本，破壞「一國兩制」落實的原因。

邵善波認為，香港社會形成的藍營和黃營的基本分別，乃是否接受「一國」，即香港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受國家主權的管控，亦即是受現今行使國家主權，在北京的、由中共領導的政府的管控。不少黃營人士可能並不同意這論述，認為自己並非否定國家擁有對港的主權，只是堅持國家落實承諾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維持原有制度。可是他們反對國家對港有全面管治權，反對按國家憲法、全國人大對《基本法》有解釋權等等行為，都是以行動實實在在地否定中國對港行使主權的表現。

邵善波認為，黃營的根本問題，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政治是現實和妥協的藝術，不是一個零和博弈；這當然也是策略性錯誤。根本問題是需要放棄「反共拒中」或「反共反中」的政治立場。在國家日漸強大的情況下，黃營挑戰顛覆和分裂國家主權看來不切實際，但在外力的鼓動及支持下，他們認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們內部的邏輯及道理。期望他們放棄這些目標並不實際，當前的政治生態大變化，必然是一個大清洗、大替換的局面。

邵善波說，「一國兩制」已進入「2.0版」。但「一國」對港的權力及關係並沒有改變。香港的「一制」，即中國在《聯合聲明》中的承諾基本原則並沒有改變。保護國安是「一國」的責任，選舉政制在回歸以來的設定並不是回歸前的原有制度。雖然英殖政府在面對要交還香港給中國時，匆匆引入了各種選舉，但大部分都是在與中方簽定協議後發生的。這是英方期望以單方面行為改變現狀，做成既成事實的行為。香港的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在九七年後不是沒有變化，但維護市場經濟及尊重私有產權的基本原則，則並沒有動搖。個人的權利、自由並不比回歸前的少。香港的一制，與內地的一制仍有根本的分別。

港人自治出現困難的最大原因，就是回歸前後引入的開放式、對抗性、競爭選制造成的。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及社會往來，愈來愈頻密造成的一些後果，也是造成社會內部分歧、分裂主義，「拒中」情緒得以發展的原因。其實兩地密切的發展與香港的回歸並無直接關係，內地展開改革開放後，兩地的往來關係已出現飛躍式的發展。港府未能有效處理好回歸後兩地關係進一步發展而產生的一些問題，如水貨客、內地短期遊客湧港等情況，造成的一些負面的社會影響，應負最大的責任。

邵善波說，當前出現最大的問題是香港能否處理好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極度的貧富懸殊，解決好基層的起碼生活條件，改善社會中下階層的發展機會，及推動社會的整體發展，成為國家發展大局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這是新版港人治港能否成功走下去的考驗及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