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觀察：基本法元老憶艱難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英方確認將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給中國。翌年，中方成立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成立秘書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廉希聖是秘書處工作人員，第一件事是集中學習，惡補「香港的ABC」。他還記得，1986年作為12人專家組成員前往香港調查一個月，港人說「表叔（土包子）來了」。

《一字千金》由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策劃。圖為梁美芬與廉希聖。

92歲的廉希聖在港推出口述新書《一字千金——廉希聖憶香港基本法起草》。

時光飛逝，當年的基本法草委不少已經謝世，92歲的廉希聖在港推出口述新書《一字千金——廉希聖憶香港基本法起草》，以親歷者的視角，講述基本法起草時期的所見所聞，記述了一些隱秘的歷史細節，包括基本法的解釋權、政治體制的設計問題、剩餘權力問題等的討論，可以窺見起草背後的複雜與艱辛，亦可更好理解立法原意。

整個基本法起草過程，廉希聖認為「最難的、爭執最大的就是政治體制問題」。當年部分人主張立法主導，部分人則主張行政主導。在眾說紛紜之下，政制專題小組提出起草原則上採用「三權分立」的模式。

但中共元老鄧小平在會見草委會委員，批評了「三權分立」的提法，指出「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比如搞三權分立」。一錘定音之後，政制專題小組負責人隨後向港媒解釋，「小組較早時確定的政治體制，不是真正的『三權分立』，只是指司法獨立，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廉希聖認為，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廣泛權力，特區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下的三權相互配合，但配合也不是迎合。

這位基本法元老認為，起草過程就是個字——「難」，至少包括11個方面：無先例可循；兩地在制度上、觀念上以及文化上有著重大差異；要體現香港各階層的利益；要解決港人的擔心和信心；來自英方的干擾，等等。

基本法起草歷時4年8個月，時間成本很高；每一個條文都千錘百煉；起草不設預算限制，「各項費用實報實銷」。因此，廉希聖認為基本法是「一字千金」，「既指它的起草開支，也指它的內容價值」。

紀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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