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香港發揮所長 回應國家需要

七十年代文革結束後，中國重啟踏實興國之路，進行改革開放。八十年代初，面對九七前途問題，予香港走出宿命之歷史契機，我和「匯點」友輩，欲為香港和國家的未來發展出力。

匯點曾與上海研究機構合辦滬港經濟合作研討會，較早認定雙城的特殊關係。一九九一年訪問上海市政府機關，那時正值浦東開發之初，陸家嘴仍是爛地一片，我們笑談購買小塊土地，若真的這樣做，後來的回報肯定不得了。戰前滬港關係密切，上海乃中國最時髦開放的城市，譽為東方巴黎。如果不是經歷反右及文革等政治運動，上海不會失去應有光輝。

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向香港取經，例如證券交易所、土地住房改革等。記得曾與上海市住房管理機關幹部交流，分享香港公共房屋經驗，散會前領導幹部笑說：「你們在香港做的，很好，我們大抵亦知道；不過，上海有本身難處，不易按香港方式去做，就算你們坐我的位置，也會舉步維艱。」

他更說，上海是國家的大兒子，有七分之一收入上繳國家，改革上落後於廣東。按他比喻，廣東是全國改革尖兵，全靠敢闖。上海（當時）要等中央發話，中央未說可做，就不敢幹；廣東則相反，中央未說不，就放手去做，直至中央叫停。廣東改革之風，很有那時香港的Can do（搞掂）精神，一切唯實、「少講耶穌」。

中央設幾個經濟特區，以促進全國改革開放，其一選在深圳，因毗鄰香港，享地緣優勢。早期全賴港商令深圳發展起來，後來深圳特區也吸引來自全國各地肯搏敢試的青年人才。

八十年代，儘管港人為九七前途忐忑不安，但那時香港處於中國改革的顯要位置，內地開始視香港為現代文明、國際慣例的標誌，代表速度和質素。香港的電影、電視劇集和流行歌曲，風靡全國。曾有一句順口溜：「全國學廣東，廣東學深圳，深圳學香港」，港式粵語乃經濟語言，因不少港商不善於普通話。

因我專注公共行政和公務員制度的研究，八十年代後期多次到內地講解香港和西方的文官制度。有一次為廣東地方人事幹部演講，完畢後閒聊，一位大概六十多歲的幹部跟我說，「你介紹的文官制度，有很多地方的確值得我們借鏡，可是不易啊，因為上面的老頭們比較保守」，他指的老頭恐怕年紀更大，因那時內地尚未設立退休制。

上述點滴乃當時內地國情一個側影。從來改革非直綫之路，當中充滿曲折反覆，而一個國家的大改革，更非由一張白紙出發，須於既有現實中求變。故此中國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取得今天成果，得來不易。上海和深圳的實力，跟九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很多方面超越香港。

出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期間（二○一二至一七），我深深體會到香港作為全球聯通的區域樞紐、中國最開放的國際化都會，以及國家南大門的戰略地位。任內致力保持香港藍色經濟的實力，推展機場三跑道系統、港珠澳大橋、高鐵及「一地兩檢」安排，強化香港作為航運服務和融資中心的地位。與中央部委及粵深官員互動，分秒必爭，記得赴京與國家民航總局局長磋商三跑，就於他開會回來在午膳中進行，得到其全力支持。

中國綜合國力已大幅提升，但仍須深化改革。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會有新角色，以其所長回應國家所需，但前提是擺脫近年的虛浮和內耗。
張炳良
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兼任教授
香港特區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2012-17）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審稿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