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充當國家改革開放信息窗口

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長期受到西方封鎖，香港成為內地一個重要的信息窗口，這一功能在一九七八年國家改革開放後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改革開放後，隨着外資進入，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內地政府官員、工商企業以及專家學者與國際的往來和交流日益頻繁，很需要各類國際財經資訊，及時了解、掌握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動態，以研究及制定有利政策，把握發展機遇和方向。但改革開放初期，內地信息管道有限，遠遠滿足不了各方面對國際資訊的巨大需求。香港信息暢通發達，中英文雙語並用，是亞太區內主要的國際資訊中心，很快成為內地、特別是毗鄰珠三角地區獲取國際財經信息最為便捷的管道。
駐港中資機構在利用香港信息資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八○年六月廣東省人民政府率先在香港註冊成立粵海企業集團，隨後內地各省市政府紛紛來港設立經貿辦事處。這類被俗稱「窗口公司」的企業除了處理所屬地方政府的進出口貿易、招商引資、籌集境外資金外，普遍還有一個向所屬政府提供國際資訊的功能。
「四流」互動影響廣泛
有見於內地對資訊的巨大需求，一九八六年二月，當時的中央駐港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在港設立了「香港東南經濟資訊中心」。該中心從內地高等院校直接招聘了一批具有經濟學專業背景的年輕學者來港工作，充分利用香港信息發達的條件，發表了大量有深度廣度、對政府決策有較高參考價值的研究報告。香港中銀集團也於一九八三年一月成立經濟研究部，主要從香港當地招聘人才，建成一支實力雄厚的研究隊伍。中銀經濟研究部撰寫和出版了大量財經報告提供給內地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工商企業參考，在國家對外經濟發展和香港平穩回歸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科研方面，還記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個下午，筆者在香港與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蕭灼基交談時，蕭教授提到：「我常跑香港一個主要原因是了解資訊，有些問題搞不清楚時到香港住幾天便很快弄清楚。」蕭教授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他常到香港調研，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香港暢通的資訊對內地科研所發揮的獨特作用。此外，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也是一扇最早敞開的大門，出錢出力接待內地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前來訪問交流、拓寬研究視野的一個主要平台。
香港信息發達的優勢也在粵港緊密合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鑒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新形勢，筆者於二○○一年二月撰寫了一篇《粵港兩地進行經濟整合的戰略思考》研究報告，發表於所服務的機構香港中銀集團出版的《中銀經濟月刊》。報告指出粵港生產要素不能雙向自由流動，影響了企業充分利用兩地優勢發展壯大，需要以促進人流、物流、車流、資金流推動兩地經濟雙向自由往來。文章提出的「四流」建議在社會引起了一定反響。隨後時任深圳市長于幼軍提出密切深港合作首先要促進兩地人流、物流、車流、資訊流、資金流的暢達和便捷。于市長的建議增加了資訊流。二○○三年張德江出任廣東省委書記後，隨即提出大珠三角地區的發展尤其需要解決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等資源流動窒礙的問題。張書記提出的「四流」，沒有車流，有信息流。這些細節反映了當時廣東省各級政府十分重視香港信息發達的功能。
如今，內地已建立了廣泛的國際網絡，特別是互聯網普及之後，內地取得國際信息的管道已很發達和多元化，香港作為內地信息窗口已不再具有當年的功能。回首往事，這段歷史並不遙遠，令人有國家發展一日千里的感慨和欣慰！
謝國樑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
金融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審稿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