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裝備更多學生精神健康守門人

自四月復課已有十一宗學童自殺，專家指與疫情下的適應問題、社交孤立及家庭摩擦等精神健康問題有關。自殺與精神健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疫情持續下，學生或更易受到精神困擾、精神健康持續惡化，並產生自殺念頭。研究發現二十五歲以下青年比其他年齡層經歷更多創傷後壓力及抑鬱症狀，反映學生精神健康急需更多支援，從而及早預防他們輕生。
校園活動短成效難持續

政府近年致力推動大眾關注精神健康，除了從專業層面給予援助，如全港中學於一九/二○學年起實行「一校兩社工」政策，以提升學生輔導服務；亦透過各項活動和資訊，如「學生守護大使計畫」，讓持份者包括老師、家長、朋輩等擔當守門人，以識別求助訊號。各個項目的原意雖好，可惜仍有不足之處，有待檢視和優化。

無疑當局透過不同渠道發放相關資訊，但均靠持份者自發瀏覽。例如教育局於二○二一年推出「校園．好精神」一站式學生精神健康資訊網站，提供青少年自殺的高危因素、警號和處理方法供校方、家長和學生參考。惟有調查發現六成受訪年輕人在面對精神健康問題時不曾主動尋求協助，可見單靠青年自發瀏覽網站未必是具成效的方法。至於家長是否知悉此網站，甚至上網求助，同樣值得思考。就此，當局可考慮了解持份者參閱以至應用網站資訊的情況，以及如何能更有效將資訊傳遞給他們。
引自薦機制 檢討參與人數

此外，校園精神健康活動大多是一次性或短期的，成效未能持續。舉例說，教育局於一九/二○學年推行「學生守護大使計畫」，培訓參加者掌握識別及幫助高危學生的實用技巧，並向師生推廣精神健康。筆者認為計畫有三大問題：第一、學生由老師提名成為「守護大使」，令其他有志參與的同學難以獲取機會；第二、計畫推行多年，但截至二一/二二學年只有五百多名來自二十六所學校的中學生參與，相對全港中學生人數比例明顯不足；第三、研究顯示參加者的知識及態度會隨時間減退，導致活動成效難以延續。由此可見，當局應從參加方法（如引入自薦機制）、學校和學生數目（如目標是三年內增加多少比例）、持續培訓方面（如制訂覆修課程），多作檢討和修訂。

現時校園精神健康教育的內容也不夠全面。根據生物心理社會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推定，生物、心理及社會這三個層面互相影響，並與心理健康有關。如在緩減抑鬱症狀時，我們需同時考慮三個層面及其相互作用，包括會影響情緒的不良生活習慣（生理）、負面思考模式（心理）及不友善的同儕文化（社會）等。不過有研究發現，只有逾半成的校園精神健康教育同時涵蓋這三個層面。當青年其中一個或以上層面的需要被忽略時，相關活動成效便會大減。當局要研究如何為校方提供專業支援，從而加強相關教育的全面性。
增資源識別 協助全方位推動

除了就校園精神健康活動給予改善建議，筆者也希望從支援教職員、社區人士和家長作守門人方面提出意見。學校資源上，第一、教育局和香港教育城可增設更多方便老師（如網上形式），並與精神健康相關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課程和資源，使他們更易識別高危學生；第二、教育局可增加撥款讓學校委託專業機構向學生教授精神健康知識；第三、把更適切的精神健康教育內容納入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中，協助老師全方位推動相關教育。

其次，政府可更積極在社區層面推廣精神健康。以日本秋田縣的社區性防止自殺計畫為例，當地培訓公民成為守門人，並為長者提供情感上的支援。在推行計畫後，當地自殺率創四十年新低。香港北區也曾有類似的三年期計畫，計畫除了培訓前工作人員成為守門人外，亦從整體社區心理健康資源及知識着手改善。在計畫推行期間及一年後，該區的自殺率顯著下降。政府可參考學者建議，在各區試行類似計畫，並加入針對青少年的元素。

最後，筆者認為家長是子女最親密的人，有較多機會並能及早發現子女的異樣，故此各界應協助裝備他們相關知識，例如怎樣察覺自殺和情緒警號、溝通技巧及應對態度等。其中，教育局舉辦由臨牀心理學家主講的「『家』多點守護家長工作坊」，藉以提升家長對子女精神健康的認識及支援。然而，四節活動在周三上午舉行，未能讓在職家長受惠。這可參考MWYO於去年夥拍非政府組織，與企業合作在午飯時間為家長員工舉辦工作坊。學校亦可透過定期發出的家長通訊（如手機應用程式）向家長傳授知識、為他們提供親子教育指引，以至推薦相關資訊網站和書籍刊物。
何志康
MWYO青年辦公室實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