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被忽略的基層平台工作者

「零工經濟」近年在本港發展迅速，愈來愈多人透過數碼平台接收定單，從事按次計酬的食物派送、貨物速遞及運輸等工作。平台工作者常被視為「自僱」人士，但平台公司經常透過演算法及各種手法掌握工作主導權，平台工作者對於工時、工序及工作方式的控制權有限，導致僱傭關係模糊不清，權益問題常有爭拗，甚至要對簿公堂。據報，勞資審裁處近期就某物流平台公司個案作出判決，裁定6名入稟的平台司機與公司存在僱傭關係，要求僱主支付欠薪、假期工資和代通知金等。雖然有法庭作最後把關，但面對「零工經濟」的新型經濟模式下，現有勞工法例保障確實未必能全面覆蓋，尤其是基層平台工作者。

平台工作者大致可分為兩類，包括提供專業服務的工種，例如設計創作及顧問等；以及較低技術工種，例如平台送餐員、送貨員及中介照顧員等。前者有更強議價能力來保障自身權益，而後者往往因自身條件而較難轉行，對平台依賴程度相對較高，也更容易受到平台剝削。香港中文大學去年發布的基層平台工作情況的研究顯示，近5成受訪平台送餐員同意自己與平台存在僱傭關係、四成半受訪者不同意平台為他們提供足夠保障，甚至有超過四分一受訪者指曾在工作期間受傷。
各國有法例保障平台工作者

基層平台工作者處於弱勢難與資本雄厚的平台公司討價還價，從一開始雙方就處於不對等的關係，平台甚至有財力及法律團隊避開僱主責任，若政府不主動修例規管，靠工作者自身恐難以維護權益。

環顧海外各國，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法例已陸續出台或草擬當中，例如西班牙有《騎手法》，要求送貨數碼平台須將其騎手聘為僱員，並管制平台須披露演算法對工作者的影響；近月歐盟理事會亦提出草案保障平台工作者，當中列出7項準則，只要企業符合其中3項就應被視為僱主，準則包括透過數碼手段監督工人表現、制定關於外貌或行為規定、具限制他們選擇工作時間的能力等，試圖清晰釐定僱員及自僱的界綫；而鄰近的新加坡，去年也接納當地平台員工諮詢委員會的政策建議，包括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賠償權益、平台公司須為工作者的公積金繳款、有權成立代表平台工作者的3方工作小組等，這些措施將有望落實。

目前香港對平台工作者在法律層面的保障相當有限，若非「假自僱」似乎近乎無計可施，對平台運作也缺乏監管。可幸的是，勞福局局長孫玉菡去年曾表示，任內擬針對「數碼平台工作者」訂立針對性指引或法例，說明政府已察悉問題並在研究當中。筆者期望政府能夠早日交出處理方案，為基層平台工作者增添保障，讓所有勞動者都能夠獲取合理權益。
林振昇
勞聯主席
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