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伍桂麟經營殯儀社企 推廣生死教育新一章

一直以生死教育為念的伍桂麟，離開工作十一年的中大醫學院解剖室經理一職，也像經歷一次生離死別，「做決定前很不捨得，但當工作找到人接手，亦知道自己未來的工作安排後，就變得輕鬆了。」談生說死多年，在他眼中，生死議題從沒有人可妄稱專家，他也不例外，「我還有想做的事，有還想在一起的人，嚴格來說，我也怕死。」既然對死亡的恐懼源於懊悔，他決定豁出去，做無悔的選擇。以基層為念的殯儀社企「一切從簡」，就此誕生。　記者 郭增龍

伍桂麟在中大的最後工作天，是六月九日，但「一切從簡」的實體店，早前經已試業，選址在長沙灣政府合署對面的樓上鋪。社企扎根於此，除了租金相宜，也有地利之便，「對面（政府合署）是生死註冊處，在九龍新界辦喪事、出死亡證都要到這里。」

　　「一切從簡」的主業是殯儀服務，說穿了其實是在紅磡常見的長生店，想走新派殯儀的伍桂麟，來到文青小店林立的深水埗，也入鄉隨俗。店門一開，裝潢與擺設顯然是書店格局，遠處擺放的真空管音響，播放着以弦樂器演奏的古典音樂，十分文青，同時展現他渴望將生死教育滲入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意圖。即使打扮多新派，店內擺放的骨灰盅，總會有人忌諱，細心的伍桂麟將骨灰盅及棺材模型置於一角，並以窗簾半掩，避免附近住客通過店鋪的窗口窺見。

Band5生任遺體修復師

　　在香港，談生死教育的人甚少，由殯儀業界主講更是屈指可數。觸發伍桂麟思考生死的契機，由他昔日機緣巧合入職遺體修復師開始。

　　畢業於Band 5（第五組別）中學的伍桂麟，讀書絕對不是他的專長，會考除了美術科一枝獨秀，其餘學科只是低空飛過。勉強完成銜接學士後，他做過不同的短期工作，最後在親友介紹下，到殯儀館擔任遺體防腐學徒。

　　伍桂麟的工作，是看着死者生前的照片，將遺容盡可能還原至生前的樣貌。多年來經他修復的遺體過千，有因車禍變得面目模糊的，也有受盡病魔折磨的，縱然工作期間他能夠冷靜面對，但俯視死者、仰望生者之際，內心深處總是漣漪泛動，「每次完成工作，望着主家離開，我都有感受。」或許修補破損的遺體，的確可為親屬在瞻仰遺體一刻，得到一絲安慰，但伍桂麟漸漸感受到，喪親者的需要不止於此。

　　他其後帶着這份感觸，轉職至中大醫學院，看到大學缺乏捐贈遺體作解剖學習，甚至用上無人認領遺體，情況難言理想。伍桂麟於是從零開始推廣「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畫，過程歷盡艱辛，「我當時是孤軍作戰，自己想方法，身邊的同事都不看好，幸好上司一直給我機會嘗試。」他試過逐所醫院拍門，拜訪病人資源中心、腫瘤科、紓緩科，講解捐贈遺體的意義，又到社區中心、學校舉辦講座，高峰期一年七十個，結果中大遺體捐贈數字，由十年前的一年四個，增至今年的一百個。他自問以他的能力，經已做到盡，「或者需要交棒給有其他才能的後輩，行另一條路，才可以再創高峰。」

轉職中大 發起「無言老師」有成績

　　交棒固然是伍桂麟的渴望，但促使他離職的原因，是過去兩年發生在香港的社會事件。不知道是諷刺還是命運的安排，他在一九年及二○年先後獲選十大傑青及香港人道年獎，但他從未因此刻意隱藏個人政治取向，並深信其專業不受左右，「無論先人的政治立場如何，他的家人都可以很不同，遺體處理就像醫生一樣，不看立場，見到有需要，能力所及就幫忙，這是人性上的選擇。」

簡單不簡陋 平都可以靚

　　伍桂麟離職的消息一傳開，不少朋友都問他「去邊」，問的不是工作方向，而是移民到哪一個國家，他也坦白承認考慮過移民。以他的專業，要在另一個國家尋找工作，絕非難事，但他轉念想到，推廣生死教育多年，一旦離開香港，就難以發揮過去建立的人脈，貢獻社會。思前想後，他放下移民的想法，換來內心豁然開朗，並作出另一決定，就是放棄中大的優差，「既然我想過放棄所有事離開，也不知會留在香港多久，不如就及時行樂，用剩下的日子做最多的貢獻。」

　　早在伍桂麟仍於殯儀館任職時，已看到不少人因為對生死教育的無知，出現各種恐懼及不理性消費，「他們很驚做漏，結果做了很多不是先人生前想要的東西，我們叫『一切從簡』，內容可以簡單，但不可以簡陋，就算是平都可以是靚。」這種簡約，對生活拮据的基層尤其重要，家屬亦毋須抱着做漏做少的想法，自覺虧欠於離世至親。

轉介服務 助基層渡過難關

　　在伍桂麟眼中，身後事不止是殯儀服務，還有喪親者的情緒需要，「親人離世會帶來家庭結構轉變，基層的資訊少，不知道社會原來有不同的援助，如果我做喪禮的同時，為他們安排一些服務轉介，已經幫了一個大忙。」

　　伍桂麟建立社企不久，即有醫護、社工，甚至是骨灰盅供應商主動舉手幫忙，令他確信，過去十年建立的一切並無白費。移民的決定，令他有恍如生死的覺悟，沒有人知道死亡哪一天會到臨，伍桂麟自言怕死，因為還有心願未了，但他慶幸自己已經向着叫做無悔的終點，盡力奔跑。

《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