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法援署律師：見盡民生百態充當基層「輔導員」 司法覆核個案只佔少數

提起法律援助署，不少人可能想起司法覆核案件，過去有人透過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針對政府政策或決定，但其實法援署在民生範疇亦着墨甚多，例如處理離婚訴訟、贍養費等事宜。法援署兩位負責民事訴訟的律師容浩翔、黎凱豪接受《星島》專訪時表示，除了處理冷冰冰的法律，法援工作更有意義之處是經常可協助經濟能力有限的基層市民，渡過生命中困難時間。二人說司法覆核只是佔整體民事個案極少數，社會不必過分聚焦於有爭議部分。

法律援助署律師訪問：法律援助律師容浩翔（左）及黎凱豪（右）。（盧江球攝）

法律援助署律師訪問：法律援助律師容浩翔（左）及黎凱豪（右）。（盧江球攝）

法律援助律師黎凱豪、容浩翔。（盧江球攝）

黎凱豪。（盧江球攝）

容浩翔。（盧江球攝）

法援律師經常客串「輔導員」

容浩翔任職家事訴訟組，主力處理離婚訴訟、贍養費和子女等事宜；黎凱豪則任職人身傷害訴訟組，主力負責人身傷害索償及海員追討欠薪兩類個案。

黎凱豪指，其實作為民事律師，許多日常工作都與基層息息相關，以人身傷亡訴訟為例，一般工作流程是先與當事人會面，提醒對方要準備哪些文件，然後了解個案件詳情，給予初步法律意見，簡介其在法律上的位置，隨後會開始搜證、搜索資料文件，收集證人口供，與法院溝通，期間也須向對訟人了解有否和解的可能。只要申請人資產不超越某個限額，案件又有足夠法律理據，便有機會獲批法援證書。

黎凱豪分享，平時處理的人身傷亡訴訟，很多時涉及交通意外、工傷等不幸個案，因此無論是提出訴訟還即被訴訟的一方，都有機會表現得情緒化。作為代表律師少不免要負責安撫情緒、了解其心中所想，「始終受助人面對法律程序壓力也很沉重，尤其是在身體已受傷的情況下。」有一些申請人，可能本身是家庭經濟支柱，受傷後精神受創，情緒非常不穩定，第一次會面已經大哭大叫，最終會面絕大部分時間都要用作輔導對方情緒。

有部分工傷個案，僱主甚至連勞工保險都沒有買，更可能已「走咗佬」，處理法律程序會十分複雜，索取賠償隨時以年計，向工友解釋狀況時也非常困難。

容浩翔笑言，家事訴訟也不遑多讓，他所處理的大部分都是離婚個案，「最多的是處理涉及拖欠贍養費，即俗稱『追米飯』，又或者爭奪子女撫養權。」而受助人面對的常見情況，包括已分居一段時間，又或是另一半有不合理行為例如長期不回家、不給家用、脾氣暴躁甚或有外遇等，部分嚴重個案可能涉及家暴行為。在個別個案，當涉及非婚生子女時，情況就更複雜。同樣地，容浩翔會向當事人索取證據，例如結婚證書、銀行紀錄、子女學生手冊等，審視婚姻狀況、子女交由誰照顧會比較理想等。

法援署過去曾捲入爭議。（資料圖片）

處理法律須人性化 「解釋冷冰冰的條文是不夠的」

容浩翔指，有一個追討贍養費的個案感受十分深刻：一名撫養着兩名孩子的婦女，前夫再婚後拖欠贍養費達數年。於是當事人透過法援署向法庭申請入息扣押令，可是前夫向法庭提反對，個案拖延很久：「記得第一次開庭時，男方現身聽取法律程序時，態度非常不合作，舉出一堆理由聲稱無能力支付贍養費，要應付現階段開支之類。」

容指，女方上庭後情緒表現十分激動，「她兩名孩子都已十多歲，反叛時期，照顧他們已心力交瘁，還得與前夫周旋法律程序，內心已接近崩潰。面對那男方如此態度，其實免得過她都不想見到對方，但真的沒有辦法。她每一次和我討論法律文件時，幾乎都大哭一場。」

案件押後期間，該前夫原打算企硬不付贍養費，但其後遭法官警告，是他違反法庭贍養費命令在先，日後如繼續面對訴訟，會要求他承擔部分訟費，對方才乖乖歸還贍養費。容浩翔指：「家事法庭是一門很特別的範疇，那不是純理性的，不是白紙黑字的法律可以解釋到，對簿公堂的人往往曾為夫妻，他們之間的情感很複雜。有些人不肯交或者要追討贍養費，不一定真的因為經濟問題，金額也未必很高，而是純粹為一口氣。」

容浩翔坦言，向法援署求助的個案，很大部分都是綜援受助家庭、新來港人士，並以基層婦女為主，本身也沒有什麼資產可爭，純粹是不懂香港法律程序，也沒有經濟能力聘請律師。她們很多時面對複雜家庭關係，甚或有時候「未必時刻知自己想點」，描述婚姻狀況時可能組織絮亂、情緒極度困擾。「除了解釋冷冰冰的法律條文，更加重要的是多傾聽、人性化一點，建立信任關係。案件完結後，替別人放下一塊心頭大石，那種感覺真的很好。」

強調必以申請人利益為前題 但須兼顧公帑妥善使用

黎凱豪補充，有時候法援署會接觸到一些千奇百趣、平常人未必想像得到的案件，例如曾經有一次負責相當特殊的個案：2022年替百多名海員追討欠薪，可是麻煩之處在於這些海員不受本地勞工法例保障，而要用《海事法》形式處理。正常做法是需要將該船扣押出售，將賣船所得補償給海員。

黎指：「這百多位海員，有中國籍、緬甸籍、烏克蘭籍，很多不同語言文化背景，要傳譯員幫忙。而且人還這麼多，我們也要安排大量房間會面，可是當時疫情期間，見個面、做正常的法律程序都很困難。」最後案件很慶幸地圓滿解決，執達主任最後成功賣出該船，但與當事人交涉的過程十分漫長複雜，堪稱是他任職法援署5年以來最複雜、最印象深刻的個案。

政府於2021年改革法援制度後，刑事案件申請人不能再指定律師代表，只能由法援署指定，但民事案件不受影響。不過黎凱豪表明，無論是否由法援署指定，作為法律專業人員，都一定以申請人的利益為前題。但同時由於法援背後涉及公帑，處理時要特別謹慎。「作為他們的代表律師，我們一定為申請人爭取合理權益。但這牽涉公帑，有時候我們深入了解案情，知道法律上未必站得住腳，例如受害人描述的受傷情況，未必與案件本身有關係，沒有合理的索償理據，我們有可能需要勸他取消申請。我們都要確保在法律框架上，申請人的指示是合理。」

絕大部分屬民生案件

坊間有質疑指法援制度遭到濫用，但兩人都指出，法援署案件都是面向基層市民。容浩翔說：「很多時我們與當事人的關係，並不是只談律師費，我們最大的職責是為基層發聲。」

黎凱豪亦表明，其實過去數年法援署批出法援證書，絕大部分都是相當民生性質，司法覆核只佔整體不足一成。因此他亦希望，社會不須放過多焦點放在具爭議的事項上。

記者：林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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