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一国两制」下半场转向「一国重心」

（星岛日报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是近年冒起的北京涉港青年学者，也是辞锋犀利的名嘴。既批香港本土派「学养不足，挟洋自重」，又批建制派有「忠诚废物」。香港回归那年，他还是个十四岁的懵懂少年，对「东方之珠」充满憧憬。二○一四年，他首次赴港担任访问学者，由此与香港结缘，也目睹香港逐渐走向激进化和暴力化，最后迎来北京的重拳出手。他说，「一国两制」下半场正式开幕，中央对港从放任治理转向积极治理，正在朝向「一国重心」的历史性转型。

出生于一九八三年的田飞龙，对香港的最初印象，来自于在江苏北部县城读小学时接触到的香港歌曲和影视，在年幼的他看来，那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多元的大都市。香港回归那年，他读中二，从央视画面看到英国米字旗降落，五星红旗升起，他自称真切感觉到了「自己浓浓的爱国热情」。
香港大学生乏国民意识

「虽然对香港充满期待，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去香港的设想，因为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经济实力」，田飞龙说，那个时候香港并不是谁都可以去，二○○三年之前，香港没有开放「自由行」，内地人赴港只能凭公务或商务身分，或者经过特别派遣。「不过，那些对香港回归之后的美好想像，后来一步步被打破」，他慨叹，到二○一九年修例风波，在内地普通民众看来，香港的美好已经所剩无几，「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

田飞龙首次赴港，还是二○一四年受香港大学法学院之邀请，做为期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那年，他三十一岁，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教师。恰逢「占中」运动风起云涌。他近距离观察港大学生会，惊叹于香港校园民主之激进和失序，也从中预感到某种未来的不安气息。他指出，香港的大学生在价值观上认同英美国家，整体没有国民意识，「国家认同感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没有国家认同」。泛本土化思潮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高校。他们以「世界公民」自居，「而世界公民是一个被伪装起来的殖民地臣民。这就是为何香港回归之后，国民教育无法推行。」

田飞龙认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表面上看来似乎比较宽容，授权程度较高，中央基本不管，但其中包藏着巨大的价值分歧。「就中央来讲，回归之后香港二十三条立法和国民教育，没有能够完成，这种最低限度去殖民化的功课没有做好，意味着香港人只要自由，不要国家安全。」他说。而从民主派的角度，他们当初同意回归，一个保留的条件是，香港回归后在可预期的较短时间实现立法会、行政长官的双普选。而双普选于二○一五年基本落幕，他们在较长时间内都看不到双普选。他指出，无论中央释放怎样的善意，想把香港从过度政治化的陷阱，转向经济和民生的议题和轨道，都无法改变香港政治朝着激进的方向转变。
原有模式实际上失败

田飞龙认为，这其中有各种因果关系的相互缠绕，有回归以来中央治港跟民主派追求双普选之间种种斗争和不信任，包括外部势力干预带来的一步步撕裂、怨恨和泄愤，青年本土主义也加入进来，完全无视一国两制框架中，不能去触动的一些底綫和界限，「这样导致依靠香港本身法治的力量，靠香港社会包容的力量，已经走不下去了。」

「二○一九年借助某个偶然事件爆发的全社会性的暴乱，给出一个讯号，即香港一国两制的原有模式，实际上是失败的。」他指出，「由于（原有模式）无法走下去，倒逼中央祭出组合拳，引入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全新的属于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制度体系来。」

针对当前中央对香港的治理，田飞龙认为，远远称不上是精细治理，而是相当于在做「去殖民化」的补课。他相信，香港国安法和选举法延误了二十多年，此时「回归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无论补课式新法治的推出，还是对教育体系非常缓慢的改革，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奏效。」
从放任治理转向积极治理

他认为，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对香港的治理仍然偏于粗放，保持中央权利的高度节制，甚至用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进行放任治理，是邓小平时代以来基本的治理香港的风格。

习近平执政之后，「一国重心」的重心也发生变化，这从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发表的两份白皮书就能体现。二○一四年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全面管制权」的关键概念，「这是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不可能提出来的」，他认为，这是中央治港思想的一个巨大转折，从放任治理转向积极治理。

二○二一年底发表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旗帜鲜明地讲清楚了香港民主的原则和基础以及如何发展。他相信，这显示习近平新时代已经对「一国两制」发展规律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将「一国两制」同国家战略和体制的大变革紧密联系起来，正在朝向「一国重心」的重大历史性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