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颂荣 - 中文学术的专精与通博｜静水深流

在「专精」和「通博」之间，大学教育制度往往难以取舍。早于上世纪80年代，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已言，因应社会的需求、知识体系的发展，大学生倾向主修单一科目，钻研专门之学，却生出眼光狭隘、思考刻板之虞，遂又有人鼓励跨越科目藩篱，广涉各门知识。多年过去，争议仍未完结，情况倒有加剧：知识太多了，一科之内岂无「专精」与「通博」之分？

 

论香港的大专院校，各大中文系普遍提供单一的学位课程，但学系里实有细分学习范畴。尤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时，学系会先要求申报范畴，稍后才询问确实的题目。行政制度坚持区别你的归属，反映出「中文系」以内的「专精」意识。一般来说，常见的范畴包括古典文学、古代文献、现代文学和语言学，部分院校另设创意写作或文化研究。从名目观之，不难想像各类都含有繁复的内容，诸如古典文学上及秦汉而下迄明清，现代文学则出入于中西作家及篇章，可谓极尽时空限度。

据个人观察，即使学系开设了大量必修课程，尽量提供认识各范畴的机会，但学生日后总会自行「归边」，带着明确偏好选修进阶课程。究其原因，无非是满足学习兴趣，同时回避不擅长的课程，保障成绩。换言之，对比奠定基础，学生或视必修课程为认清自身长短的途径，务求在学术海洋上驶入得心应手的航道。的确，学院制度并不否定此学习模式。问题在于学生如何对待「航道」外的事物。部分学生会视其馀范畴为洪水猛兽，形容上课等同受刑。最极端者抗拒听课，根本不接受、不面对这些范畴的独特性质和思维方法。「专精」与「狭隘」乃硬币的两面，态度稍有歪斜，即成惰性。

分科研习 无可厚非

言至此处，「专精」似是趋势，那么「通博」就不必理会吗？非也。事实上，治学至一定程度后，学问自会转向「通博」一方——不管是自愿还是不得已。修古文学者所面对的情况主要有二：

一种是研究对象性质复杂，涉及多方学问，例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好几年前，几间出版社接连刊行它的整理本，引起了小风潮。如是者，它成为常见于诗词习作的引用文献。奈何学生大多意识不到此书的性质，单看其文言句式，加上某些古典用语和词学内容，就相信它是传统「诗文评」的著作。要知道王国维生于中西学术交融的年代，懂得欧洲语文，曾钻研康德、叔本华和尼采之书。「境界说」作为《人间词话》主要理论，正是受康德的美学体系影响，而决不是与传统词学的批评观点一脉相承的关系。

进而言之，欲透澈掌握《人间词话》所论，就得从欧洲的古典美学和哲学入手。意即古文学研究者要暂时放下文言，秉持「通博」精神，翻一翻诸部西洋经典了。

另一种情况则是藉其他范畴的知识弥补传统学术的盲点。传统学术以「四部」为架构，经学居中心位置，延伸出子、史、集三者。古人关心的事物、观察的方法，以至对「知识」的定义，俱与现代价值观不同。他们或苦于运用科学的语言，准确分析现象，也未有建立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不过，这并不意味相关现象不曾存在。

广涉知识 弥补盲点

因此，惟有适当地援引现代学术的理论与分析工具，方能突破既有论述的瓶颈，真正触及研究对象。例如，论明清通俗文学的研究，碍于古人轻视，论述多有空白，而传统的文本阅读技巧又难以把握其「通俗性」。时至现代，学者才开始借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观点，把出版行业的运作方式、商人的资本运用和都市化现象等话题带入讨论，对学界甚有启发。

学海无涯，时光有限。治学过程中，「专精」与「通博」的平衡实在难定客观标准。真正的关键当在于学习态度。大学岁月短短四年，未免以「专精」为首要，但日后再加精进的话，则决不许漠视「通博」的阶段。当然，盲目的「通博」纯粹浪费精力。学子应由既有的基础出发，一步一步向外拓展，最终超越学院分科的思维，建构出自己的学问网络。

文：香港恒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凌颂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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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于《星岛日报》2024年1月30日教育版专栏「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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