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风波持续 刘兆佳：深层次问题阻贯彻一国两制

香港的反修例示威持续大半年未息，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发表以「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为题的文章，认为这场风波，正暴露出妨碍「一国两制」在港贯彻的多项因素。

刘兆佳在文章中指出，当中的因素包括国家安全漏洞、政治体制内「自由」和「威权」失衡，社会上存在「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加上香港「核心价值」不牢固、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教育不到位，和部分港人有「亲西方、抗中国」的固有心态等。但他指，中央已察觉有关问题，并针对部分因素和情况制定应对。

文章全文：

2019年6月开始，香港爆发了自回归以来为时最长、规模最大和最血腥的暴力活动，部分活动的凶残程度令人发指，为过去几十年来所罕见。这场风波的触发点是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但风波却没有因为修订工作的终止而结束，反而在特区政府陷入空前弱势的困境下愈演愈烈，不断有新的意在削弱特区政府管治能力和夺取特区管治权的要求提出。与过去香港发生的各类风波的最大不同之处是，除了香港内部的反共反华势力外，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与其西方盟友加上「台独」势力扮演了明显和重要的策动、培训、组织、资助、鼓励、领导和保护的角色。美国政客甚至不断恐吓中央和特区政府不要镇压暴力活动，否则便会对香港、中国乃至个别官员和政治人物施加制裁。

由于中央和特区政府没有满足暴力分子的夺权要求，而暴力分子又相信在不少香港人和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他们成功在望，所以不断把暴力活动延长和升级，对中央驻港机构、特区政府、中资及与内地有关的企业、交通设施、异己分子、内地同胞甚至一般市民暴力相向，大量毁坏公共设施和私人财产，在社会上散布恐慌情绪，打击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损毁警察队伍的声誉和士气，企图以此来迫使中央和特区政府就范。

这场风波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以中央和特区政府顶住压力，坚决拒绝暴力分子的非分要求，并竭尽全力止暴制乱。可以预见，继2014年非法「占领中环」行动失败后，香港内外的反共反华势力的夺权图谋只能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这场风波无疑对香港特区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部分破坏和损失甚至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弥补。但另一方面，它却让那些严重干扰「一国两制」实践的问题、矛盾和挑战得以彻底暴露出来，为日后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考材料，也提高了中央、特区政府、香港的爱国者乃至普罗大众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拨乱反正，让「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

01
国家安全面临严峻的威胁

回归20多年来，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工作，而针对维护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也欠完备。那些「理论上」对维护国家安全有一定作用的本地法律比如《刑事罪行条例》和《公安条例》的法律有效性和实际作用又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香港长期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和短板。近几年来，「港独」和各种本土分离主义主张在香港肆虐，两岸关系因为「台独」势力坐大而愈趋紧张，而美国则决意全方位和全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尤其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改变了对香港的战略取态。长期以来，美国期望中国逐步采用西方的发展模式，并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香港则会在中国「和平演变」的过程中担当引领角色。然而，美国近年来对此已经不存幻想，反而认定中国是它的头号和长期战略对手；担心中国的自主发展道路为其他国家所仿效；而香港却为这个对手的崛起发挥「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资金和企业「走出去」等层面。所以，美国对香港的态度越来越不友善，却同时意图让香港变成美国用来遏制中国的一颗棋子。对台湾而言，如果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则台湾更难以抗拒大陆以「一国两制」方式达成两岸统一的提议，因此对香港的敌意也愈趋浓烈。

香港这场风波之所以规模庞大、为时甚久和暴力不断升级，是因为它是香港内部和外部的反共反华势力共同合力所致。香港这场风波本身已经构成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如果那些内外势力的企图得逞，则香港的管治权势必落到他们的手中，而香港也难免会长期成为危害国家的颠覆基地和渗透基地。在这场风波中，在社会上尤其在大学内出现的大量暴力行为和现像，都明显违反了基本法第23条的条文，包括鼓吹「港独」和各种分裂国家的主张、意图颠覆中央政府的言行、外国政治性组织积极介入香港事务、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明目张胆寻求外国政府和外国的政治性组织的支持、香港的政治性组织和政客要求外国制裁中国和香港、内外势力不断煽动和组织叛乱等。如果香港根据基本法第23条已经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就算不能完全防止上述行为，但也可以让特区政府拥有比较有效的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压制。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编按：已改任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中以「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为题撰文，指出「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也未设立相应执行机构，这也是近几年来‘港独’等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活动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明确宣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香港的这场修例风波恰恰就是对习主席提出的「三条底线」的悍然触碰，充分反映了国家安全形势的严峻性。

展望未来，美国和它的若干西方盟友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只会有增无减，仍然会通过不同渠道和运用不同手段介入香港事务。可能的手段包括以美国的国内法插手香港的管治、培植和指导香港的反共反华势力、对香港实施贸易和金融制裁以及对个别中国官员（包括特区官员）施加惩罚等。能够让美国对香港政策稍有收敛的是，它会顾虑到中国的报复以及其在港的庞大经济、金融和政治利益。台湾方面，为了抗拒两岸统一和削弱「一国两制」对台湾老百姓的吸引力，「台独」势力不断利用香港发生的事件做文章，积极与香港的「港独」和分裂势力串联。在可预见的将来，外部反共反华势力仍然会在香港持续兴风作浪。当中央和特区政府著力在香港建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时，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势必竭力动员香港人与中央和特区政府对抗，企图引发更大规模和激烈的动乱。鉴于香港在未来颇长时间都会是中美战略博弈和两岸斗争的重要平台，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如何确保香港不会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是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所要面对的首要课题。

02
「自由」和「威权」失衡

香港的政治体制在回归前后基本上都是「行政主导」体制，都属于「威权体制」的类别，然而又有重大差异。最大的差异是，为了回应不少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香港基本法加进了许多对人权、自由、法治、民主等「自由」成分的保障，并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逐步走向普选定出路线图。笔者曾把回归后香港的政治体制界定为一个「自由威权政体」。在设计这个政治体制时，中央政府希望在行政长官的强势领导下，香港既能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又能循序渐进地满足香港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在这个政治体制中，「威权」和「自由」成分的比重相差不远。从政治权力分配而言，「威权」部分明显对爱国力量有利，让他们成为「永久」的执政力量，也让特区政府有广泛和强大的宪制权力对香港实施有效管治。另一方面，香港的反对势力却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自由」部分，让他们在政治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可以凭借各种政治行动和所谓的民意支持，来制衡甚至掣肘特区政府。「威权」和「自由」成分的勉强共存使得香港在回归后即使政治斗争不断，但特区的管治仍能维持一定的有效性，而香港的政局也尚算稳定。不过，「在香港的‘自由威权政体’内，‘威权’成分和‘自由’成分之间难以相安无事，……以‘自由’为其生存和壮大基础的香港反对势力，肯定锲而不舍地推动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办法的改革，来提升‘自由’成分在混合政体中的比重，并且为此目的从不间断地通过发动群众和挑起斗争向中央和特区政府施加压力。以此之故，‘自由’成分不断冲击‘威权’成分乃回归后香港政治的常态。」

在这场风波中，外部势力高度介入和策动，香港内部反共反华和分离主义力量联手利用香港的「自由」成分发难，并迅速形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威权」成分因而受到巨大的压制，而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更饱受各方敌对势力的猛烈冲击。如此失衡的恶劣局面在香港历史上从未有过，特区政府官员也从未面对过如此严峻的考验。在这场风波中，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所表现出来的管治能力、政治勇气和担当意识都明显不足。在「自由」的制约和外部势力的威胁下，特区政府的宪制权力难以充分运用。在内外势力凶猛夹击下，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招架乏力、进退失据、动辄得咎，「明哲保身」者众，难以尽快采取果断和严厉措施止暴制乱。部分官员在民意和外部势力的压力下对特区政府和中央的忠诚不牢靠。政府内部统筹协调工作没有到位，对这场风波性质的严重性也认识不足，没有全面动员政府力量迎战，更遑论组织和发动民间力量。更甚者是一些异己分子甚至存在于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内部。部分公务员公然摒弃「政治中立」原则，成为反对政府的力量，这进一步打击了政府的威信和止暴制乱能力。一些爱国人士也表现出立场不稳、首鼠两端和机会主义的动向。这些因素导致的局面是：特区政府处于极度弱势，不断受到激进反对势力和外部势力猛烈攻击，暴力横行、香港人惶恐度日，政府、经济和社会不能正常运 作。

显然，香港这场风波打破了过去「威权」和「自由」之间微妙和脆弱的「平衡」，导致「威权」受压，而「自由」则大为扩张。鉴于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将长期在香港肆虐，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则这场风波便会引致香港的政治体制长期「失衡」，爱国力量萎缩、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嚣张壮大、特区管治失效、动荡不安、无法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0多年，一个能够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心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体现爱国者治港和强力有效治理香港的特区「新政权」实际上尚未构建成功。

03
「另类诠释」干扰「一国两制」实践

这场风波可以视为2014年非法「占领中环」的延续。非法「占领中环」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不少参与非法「占领中环」的积极分子不甘心运动失败，处心积虑谋求「东山再起」。他们取得了一些斗争经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网络，积攒了一定的群众支持基础，尤其是来自年轻人的支持。

本质上，非法「占领中环」和这场风波都是「一国两制」两种诠释之间的「决战」。香港内外反共反华势力企图利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政治风波，在香港落实其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从而达到夺取香港特区管治权的目的。由于策动和参与修例风波的内外敌对势力倾巢而出，大有「不胜无归」之意，因此这场风波更可能是决定香港「一国两制」前途命运的「最后一战」。

从回归之前到今天，香港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在香港的影响力极大，严重干扰「一国两制」的实践。由于这些势力在教育、媒体和民意领域享有主导地位，不少香港人和大部分年轻人所理解的「一国两制」就是经过「另类诠释」后的「一国两制」。在「另类诠释」下，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方针是以照顾香港利益为前提的「香港优先」的方针；香港是一个享有「完全自治」的独立政治实体；香港人可以「自行」决定香港的选举制度；中央在香港的权力和职能极小；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责任则似有实无；香港是西方阵营的一份子，而西方负有监督中国政府落实经「另类诠释」后的「一国两制」的责任。与之截然不同，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诠释则包括：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一国两制」不能冲击「一国」；「国家优先」；中央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香港的政治体制由中央制定；香港负有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责任；回归后香港的高度自治来自中央授予等。毫无疑问，反对派的「另类诠释」妨碍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全面和准确贯彻，也是回归以来令中央和特区关系时而紧张的元凶。

这场风波暴露出「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在香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从「另类诠释」角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在过去几年打击「港独」和其他分离主义的行动乃破坏「一国两制」、削弱高度自治和侵犯人权自由之举。这些人同时认为中央不应该从防止香港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角度来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办法。在这场风波中，参与者尤其是年轻人以他们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来为自己的激烈或暴力行为辩解和开脱，甚至自以为他们是为了保卫香港的高度自治、自由人权和推动香港民主而奋斗和牺牲，对自己的严重违法行为给予浓厚的理想和道德包装。

04
「核心价值」并不牢固

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反对派和部分年轻暴力分子经常说香港存在著一组源于西方的「核心价值」，而那些「核心价值」就是他们要誓死捍卫的东西。对他们而言，香港的「核心价值」包括法治、人权、自由、民主、包容、尊重真相、理性、和平非暴力。他们甚至相信，这些「核心价值」已经在香港深入人心和根深蒂固。其实，香港的「核心价值」也应该包括那些植根于传统中华文化的价值，比如忠孝仁义、诚信可靠、关爱他人、乐善好施等，但他们却往往被上述群体所忽略。那些一向被大部分香港人崇奉的诸如繁荣、稳定、务实、发展等价值更被其鄙视为庸俗的东西。诚然，我们也不否认那些源于西方的「核心价值」对维护香港资本主义体制和巩固香港作为中西方交流的桥梁有重要且实际的意义，而「一国两制」方针恰恰就是要容许那些「核心价值」继续在香港存在和体现。

然而，在这场风波中，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却没有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不少人对此甚至颇为包容和同情。负起执法任务的警察却反而屡遭责难。众多法律界「翘楚」对严重暴力行为噤若寒蝉，甚至以「违法达义」「公民抗命」或「官逼民反」为其开脱。不少香港人更认为年轻暴徒乃怀抱理想的学生，其行为目的乃争取社会政治公义而非个人利益，从而觉得应该给予同情和支持。个别法官更对激进暴力行为从轻发落。一些暴力违法者甚至被个别媒体颂扬为「英雄」「义士」，从而为他们积累日后从政的政治资本。当然，也有不少香港人因为担心被暴力分子报复而不敢发声。这些现像其实都反映了香港「法治社会」「守法精神」等说法的虚妄。激进暴力分子坚持己见，对异见者不但恶言相向，更经常施以暴力袭击。社会上充斥的虚假新闻和信息，经常被激进分子用作政治斗争的手段，并蒙骗了不少香港人。随著风波的发酵升级，「守法」「文明」「礼貌」「和平」「包容」「理性」「尊重真相」「务实」等过去被视为香港这个高度现代化社会最基本特征的价值在不断褪色。这种种令人揪心的现像正好说明那些被认为一直以来支撑香港资本主义「一制」的、源于西方的「核心价值」在香港并不牢固，甚至颇为脆弱，没有被广大香港人所坚守和捍卫，这也反映香港的「一制」的根基其实并不强固和深厚，容易被愤怒、恐惧、仇恨、偏执等负面情绪所掩盖和压抑。「核心价值」在这场风波中被肆意侵蚀，这其实也打击了香港人对香港「一制」和对自己的信心，更挫伤了他们在内地同胞面前的「优越感」。毕竟，那些「核心价值」被界定为香港的主流价值也只是回归后的事，回归前很少人会那么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提出「核心价值」的人的目的，是要用「核心价值」作为阻止中央「干预」香港事务、防范内地价值观「入侵」香港的挡箭牌，作为「去中国化」的理论依据，也是用来渴求继续为西方眷顾的一种像征式表达。修例风波恰恰反映了香港的法治、稳定和秩序乃至繁荣都不能过度依靠所谓「核心价值」所产生的社会自我维持平稳和个人实行自我约束的能力。相反，在极端恶劣情况下，香港社会更需要依赖强大的公权力和严刑峻法来制约各种不理性的危害社会和个人安全的行为。如果公权力受到严重损毁，执法能力薄弱，则香港的繁荣稳定乃至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也势将不保。因此，在「核心价值」不被尊重，而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和能力又因为处理《逃犯条例》不当而极度受创的情况下，这场风波一发不可收拾便是自然的结果。

05
「亲西方、抗中国」心态

这场风波中，暴力活动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同情者对西方表达出仰慕和依附之情，而对国家民族则表现出诋毁和敌视。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和部分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人士厥为其中的表表者。这些人长期在社会和学校受到反共反华媒体（包括西方媒体）和老师的熏陶，对西方国家的状况缺乏批判性的了解，而对中国内地的情况则不但欠缺认识，而且更多是一面倒地从负面角度进行认知和评价。这种「亲西方」的情结反映了不少香港人认为香港在回归后仍然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而崇奉西方文化的香港则是中国国内拥有最先进文明的城市。所谓「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刻意对比香港的「先进文明」与内地的「落后文明」而形成的。因此，所谓「香港人」其实是「想像中」的「内地人」的反面，而香港人自己也从中获得某种虚幻的「自豪感」和「优越感」。然而，随著香港回归中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内地对香港各方面的影响不断增加，香港在经济上愈益依靠内地和中央对港政策，同时两地同胞来往愈趋密切所产生的诸般利益和文化冲突，都让部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和较高教育水平的中产人士滋生出某种「身份认同」危机，担心香港因为走向「内地化」而「沉沦」，而「香港人」也因此失去了香港的制度和文化独特性和优势，从而导致「香港人」与「内地人」无异。回归后香港深受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困扰，香港人对香港原有的制度和传统的信心也开始动摇，对香港的制度和价值观能否抵御来自崛起中的内地的「冲击」也因此缺乏足够自信并从而更加恐惧。回归后，香港的教育、文化和思想的主导权长期掌握在反对派和西方势力的手上，对西方的景仰和依附以及对香港可能「沉沦」的「危机感」也因此有增无已。

正是因为这种浓烈的「危机感」和「救港」的使命感才让不少年轻人和中产人士加入暴力抗争行列。与此同时，他们也毫不羞愧地极力争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香港「伸出援手」，期望拉拢西方国家遏止中央「插手」香港事务，迫使中央答应他们的「夺权」要求，从而保存香港的原有特色，并让香港继续成为那个意图遏制中国崛起的西方阵营的一份子。

这些人的「亲西方」思想心态和行为无可避免地促使他们走向与国家民族对抗的道路，其中部分人更否定自己是「中国人」，把香港与内地和国家对立起来以及大力提倡「去中国化」。在这场风波中，「港独」和各种或明或暗的分离主义纷纷涌现。暴力分子有选择性地冲击那些代表国家民族的符号、像征和机构，对内地同胞更是恶言恶行相向。同时，这类人在中美战略博弈愈趋激烈的大环境下更容易也更甘心成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用来遏制中国、搞乱香港和削弱香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的棋子。

回归以来中央出台的大量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政策基本上没有改变那些暴力分子及其背后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对国家民族的态度，反而让他们更加相信中央会在他们和外部势力的压力下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这场风波背后明显是暴力分子对「成功在望」的憧憬支撑了他们「长期战斗」的决心。然而，这场大规模风波与香港过去发生的政治斗争的最大分别，是它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悍然挑战和冲击，而更为严重的则是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

按照邓小平先生的「一国两制」构想，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可以「保留」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抵触情绪和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也没有要求他们爱中国共产党，因为那些不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前提和关键。不过，香港人却被禁止让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否则大陆非干预不可。当年邓小平先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关注的是香港人会否把香港变成对香港和内地构成威胁的「颠覆基地」或「渗透基地」。他们应该没有意想到回归后有部分香港人竟会勾结外部势力，不单要把香港变成与国家对抗之地，还要把香港从国家分裂出去。因此，这场风波清楚暴露出部分香港人对国家民族的态度不止是「抵触」，而是到了「敌视」的地步。这种态度和由此衍生的行动已经侵蚀了「一国两制」的根基和原则。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敌视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若他们的思想心态在日后没有彻底改变，则「一国两制」在将来的全面和准确贯彻便缺乏足够的思想保证。

06
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教育不到位

为了安定人心，让香港人确信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回归后会「保持不变」，并让原来对英国人效忠的政治精英和公务员放心留下来继续为香港服务，香港回归后在推行「去殖民化」的行动和政治教育上成效不彰。中央虽然希望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认识「一国两制」方针及其背后的中央对港政策的目的和主要内容，但一直以来基本法教育在香港从未认真推行，有些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对此不但缺乏积极性，甚至做出某种程度的「抵制」。有利于培植国家民族观念的国家宪法教育更是严重缺位，一些人对国家宪法在香港的地位和适用性时至今日仍有模糊认识。这种情况便为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在香港宣扬一套与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相违背的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所带来的严重恶劣影响在这场风波中表露无遗。

长期以来，内地和香港不少人认为，既然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一国两制」方针又是对香港绝对有利的政策，那么为了自身的利益及避免受到中央的惩罚，香港人应该不会采取与中央和内地对抗的行动，更不会妄图让香港脱离中国。他们还认为，在香港已经回归的情况下，香港的反对势力也会碍于对中央的恐惧和顾虑而不敢在香港造次。不过，这种乐观的看法在回归后的香港却被连绵不断的、由内外反共反华势力策动的政治斗争所粉碎。这场风波进一步证明了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认识、不尊重国家宪法和基本法，不承认、不尊重中央的权力，更不知道或不理会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国家宪法和基本法，也严重冲击了「一国两制」的根基。在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教育缺位的情况下，要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清楚了解到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并不容易。他们也难以通过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的教育来认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过程、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国家的发展成就和中央的大政方针。他们也不会知道「一国两制」乃是一项充分务实照顾外国、国家和香港各方面的利益的重大国家政策，而任何因为对香港某些现状的不满而进行的抗争和冲击，都会引发连锁的对国家和香港的各种负面后果，破坏微妙的利益分配格局，最终危害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人的福祉。

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教育缺位对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最大影响，是国家民族观念淡薄以及对「一国两制」理解不足，这些都不利于建构理性务实的香港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这也会让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所要处理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缺乏理性的认知。他们也因此不会认识到表达不满和付诸行动时所引发的种种负面后果，因此容易随便诉诸各种损人损己的激进和暴力行为。

07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的缺失

「一国两制」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要保持香港原有的、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存在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投资者放心，避免香港出现大规模撤资和由此而引发的人才流失的情况。香港独特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香港带来经济「奇迹」，但却同时产生了严重的产业基础狭隘、经济不平等和阶级矛盾。由于过去的港英政府和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都以「小政府、大市场」为金科玉律，而这个金科玉律又基本上被纳入基本法，政府只愿意承担有限的推动产业发展和多元化以及缩窄贫富差距的责任，因此香港的社会矛盾无法通过政府的行为而得以有效纾缓。其实，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满的人已经为数不少，他们对「一国两制」所要维护的香港现状一向颇有怨气。更严重的是「一国两制」不但维持原来的状况，而且更巩固和强化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政治影响力。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其政治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值其利益，让香港的贫富不公和产业基础狭隘的问题持续恶化，同时也限制了政府介入社会经济事务来改善不公不义情况的意愿和能力。可以看到，香港在回归后的社会经济矛盾不断累积并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而房屋供应极度短缺、房价高不可攀、一般人收入增幅有限、贫穷问题和年轻人缺乏发展机会等问题尤为突出。虽然中央对此有所察觉并出台各种政策措施来推动香港的产业多元化和刺激香港经济的增长，但一方面成效未如理想，另一方面受惠者又往往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不少基层群众和年轻人不但不认为自己是受益者，反而相信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对社会、特区政府、中央乃至对「一国两制」都有怨怼情绪。部分年轻人甚至认为他们过去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意见，不是他们的「持份者」，所以今天有权利提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关于特区政府的施政路向以及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等方面的意见。有些人甚至要求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再来一次「公投」，而「港独」也是其中一个可能的选项。

这场风波揭示了香港存在的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部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香港现状的高度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暴力活动的人主要是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和大学生，而他们的首要斗争对像是特区政府和中央。相反，基层和劳工的参与者不但人数疏落，而且是暴力活动的受害者。香港的大财团和富人也没有成为抗争者斗争的矛头指向。当中理由包括：基层和劳工的「阶级觉悟」有限；要有效打击资本家存在巨大实际困难；暴力分子相信要推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前提是夺取特区的管治权力，并将中央与特区政府作为其首要的怨恨对像等。不过，不排除日后部分香港人的怨气会投射到资本家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身上，在「暴力文化」抬头下，将损毁后者的财产和威胁其人身安全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

无论如何，这场风波标志著香港的深层次社会经济矛盾已经到了颇为危险的地步，社会、经济乃至管治方式的改革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一直以来，要求推行社会、经济和选举制度民主化的声音从未间断，而社会经济怨气的长期积累更成为香港内外反共反华势力要求政制改革的理据和动力。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信守的「小政府、大市场」的信条已经越来越难以服众，社会各界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社会经济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如果香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不做出重大调整和改革，让更多的产业发展起来、更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获得发展机遇、严重的社会民生问题得到良好处理、各种利益在政府的管治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照顾，那么，香港的「一制」便不可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便难以维持、延续、落实现有的「一国两制」。

08
结语

香港这场修例风波清晰明确地揭示了一系列妨碍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重大问题。对此中央已经觉察并提出应对方略，而其基本原则是要积极和主动运用中央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权力来维护国家安全，并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在论述「一国两制」的部分中，充分突显了中央在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后对香港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深切关注和忧虑。《公报》提出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2019年11月1日，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更斩钉截铁地表明，「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可见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中央将要承担越来越关键的为香港建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的责任。

如果香港已经具备有效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则会对遏止在社会上和在学校内大量和普遍出现的反共反华的宣传活动有一定的帮助。无论是媒体或学校都因此不会肆无忌惮地鼓动敌视国家、民族和中央的情绪，而且在组织、动员群众和学生参与挑战国家主权和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时会更加小心。那些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同时也可以作为日后推行国民教育的重要依托，可以通过他们在社会上和学校内讲解国家面对的严峻国家安全威胁、西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必须承担的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责任。

这场修例风波揭示了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紧迫性。为了减少疑惑，有效推行，短期内国民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家宪法、「一国两制」、基本法和国情教育上。国民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要戳破反共反华分子对「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的虚妄和危害，让中央对「一国两制」的权威诠释尽快成为社会上对「一国两制」的主流认识，特别要让年轻人明白中央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权力和需要承担的责任，从而让香港人认识到在「一国两制」下何谓正确的中央与特区关系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的权限和界线。

考虑到外部势力深度介入香港事务、内外反共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美国和其西方盟友全力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崛起等因素将长期存在，中央不但必须加大力度巩固和强化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和管治能力，更要加强爱国力量的建设，并与特区政府的爱国力量一道强化香港管治、强化法律体系、增强执法能力和压缩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在香港的政治活动空间。特区新政权的建设工作要更加紧张和快速地推进。也就是说，要强化香港的「自由威权政治体制」中的「威权」部分，不让其为「自由」部分所压倒，从而让「行政主导」的原则得以充分体现。

这场风波对香港的「核心价值」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香港的法治、稳定和秩序遭受重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政治斗争和暴力冲击仍会不断发生。鉴于「核心价值」在维护法治、稳定和秩序上的作用已经下降，香港需要更依赖政府的合法武力和各种强力法律工具来止暴制乱，而强化公权力的重要性则因此不言而喻。公权力的强化其实与新政权建设和「威权」成分的加强不可避免地将成为香港特区在风波后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当然，新政权也有必要让更多的非敌对势力享有参与香港管治工作的机会。

香港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的缺失在这场风波中显露无遗。尽管「一国两制」的要义之一是要维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而基本法又以法律的方式将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状况保存下来，但在基本法的框架内依然有一定的空间让香港特区政府加强其在香港社会经济民生事务上的参与，并推行一系列社会、经济和财政政策的改革来扩宽香港的产业基础，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增加房屋土地供应，应对贫富差距拉大，为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让更多不同阶层的香港人都能够分享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好处。其中，加大力度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整合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最后，不少香港人的「重西轻中」思想心态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过来。国家不断走向富强、更多人从国家的发展中获利、国民教育的推展等长远而言都会增进香港人对国家的认识和信任。尤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内外交困已经使得不少西方人和非西方人士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下降。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腐蚀西方文明的根基。香港人会越来越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存疑，越来越会感受到西方的伪善，越来越对西方国家对香港的不友善言行反感，对西方利用甚至牺牲香港来遏制中国的险恶图谋增加认识，越来越了解西方能够给予香港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少。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最终也会让更多的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制度、政策和执行力有新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