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反《国安法》出现舆论疲劳

人大宣布订立港版《国安法》，投入重量级的政治炸弹。由中央代立《国安法》惹起社会高度关注，反对派更加全力出动表示反对，然而，在社会上造成的效应却出乎意料地少，支持立法的街站，竟然见到不少市民主动签名联署。

立法迅雷不及掩耳

中央代立港版《国安法》，在政治上的震撼比廿三条立法更大，因为条文很可能比香港自行立法更辣；同时，这是中央在回归后首度在香港颁布全国性法律，有先例作用。过去，社会普遍对中央行使相关条文的权力有所保留，现时，支持立法有盖过反对立法的声势，这可从主流报章的社论反映，同样，建制和政府的宣传推广，步伐和力度都一改这年来的积弱。

《国安法》出来有这样的舆论效果，背后有策略上的成功，譬如事前的气氛营造，最主要是大环境的改变。很多对立法不抗拒或支持的人，其中最大论据是过去一年社会运动带来的冲击。以往，市民不赞同立法，很直接就是觉得生活好端端的，有甚么需要立法呢？既然对立法有疑虑，又看不到好处，自然都站到反对一方。现时大家经历差不多一年的动荡，见到疫情稍敛，堵路等情况又再出现，立法会长期被瘫痪，都担心经济难以复苏，于是希望立法能把社会重纳正轨。两者相衡，对立法的抗拒大减，支持者更加觉得理宜气壮。

相反，今次反对立法的声音，暂时表现疲弱，无论是理据、文宣设计以至数量，都与回归以来几次大型反对浪潮相差甚远。出现这个现象最直接的解释，是立法来得太快，迅雷不及掩耳。过去有人说社会运动都是群众自发，但从现时情况显示，若没有足够的力量带头和投入资源，自发性的根本很难成型。

社运经年感官麻木

没有组织和庞大资源下，反对者的论据同样显得乏力，来来去去都是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违反人权的悬剑等，甚至抛出应该让香港立廿三条的说法。有政论作家形容这个情况是「舆论疲劳」，即是从论据和情感动员上都因为一年来不断「去到尽」，已经无法再就立法大动作升级应对，甚至连维持都举步维艰。

在逃犯条例修订中，反对者把条例形容为送中，发动起来的做法包括起底、打人、破坏港铁，甚至霸占大学，这些极端行为在运动末段开始被警方成功压制，变成强弩之末。同样，在街头冲突最激烈的时间，反对阵营传出太子站打死人等非常极端，真实性成疑的文宣，令受众思想上受到极有的刺激。当受众在长年的精神激荡变得思想疲累不堪下，现在要再动员他们出来，还有甚么再刺激一点的招数呢？

本地法律界是反修例的核心力量，对中央立法当然抗拒更大。元老级人物如李柱铭近日就频频接受访问，期望以当日参与《基本法》起草经历和法律观点作出反对。过去，不少市民无论政见，对李柱铭都有一点尊重，皆因他经常站在道德高地。在大陆强势收回主权时，他曾说我就算不同意你的观点，都会誓死捍衞你发言的权利。然而，在过去一年的社会暴力中，他显然无法做得到，他对暴力的沉默，让人怀疑一日他如果当政，是否一样会对异见者「专政」。这种漠视法纪，以政治先行的表态，也是法律界在至今无法推高反对声浪的原因。

社会出现乱极思定

过去一年的暴力反对浪潮，无疑为中央立法提供了合法化基础，反对派至今为止，显然无法打破不少人乱极思定的想法。然而政论作家觉得，反对力量非常擅于把握机会制造舆论，现今的弱势多少源自长期全力动员产生的舆论疲劳，同样是因为立法来得太快，又冇时间组织防御，所以当他们定过神来，攻守形势又未必会一样。

吴顺目

全文刊于《星岛日报》「拆破传媒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