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杂志｜街头艺人疫下踪杳 倡发牌夥商界合作

杂技、魔术和即场绘画等街头表演艺术曾在香港一时无两，惟随著一八年旺角行人专用区曲终人散，表演者失去表演集中地而各散东西，更因为疫情无以为继而转行。有资深街头艺人不讳言，香港有中外文化荟萃的先决条件，却放弃复苏街头表演产业，欠缺国际视野之馀，参差的制度亦令表演者难以绝处逢生，希望港府能够再次探讨香港街头艺术发展空间，甚或参考外国设立发牌制度，牵头为业界建立良好的表演生态。 

爆疫三年，街头表演生态有明显的变化和限制。人称Mr. Funny的资深街头艺人苏春就，难忘戴著口罩和隔著透明胶板，到学校表演吹泡泡，「不能用口吹出泡泡，基本上有八至九成既定招式都不能表演！」此外，以往限聚令犹如街头艺人的「封杀令」，苏春就坦言不敢冒险，因为一张罚款告票已令他血本无归，「现时仍有口罩令，经济气氛差，要回到百花齐放尚要长时间等待。」

他指，近年商演机会大减，以往一个月平均有十场表演，收入可达二万元，惟疫下只会「快闪」进行街头表演，每月收入不足全盛期的十分之一。以他所知，不少街头艺人已在疫下转工，希望过渡维持生计，「送外卖、仓务、街市、保安……香港地肯做不会饿死！」他坦言，当年眼见街头充斥毫无艺术修养的表演者，认为街头表演变质，也同意「杀街」卷土重来，期待政府推出不同试验计画，协助表演者重建生态，惟最终既无下文，也没有人再关心街头艺人发展。他唏嘘指，近年眼见韩国大力推动「软文化」产业，冲出国际，惟港府却没有把握中外文化荟萃的特点，街头文化日渐式微。

街头表现可缔造旅游景点

他认为，街头艺术有重大社会作用，最基本能教育市民欣赏艺术，甚至将观众带入剧场等更大的舞台，「表演艺术有文化阶梯，草根阶层的街头表演是第一层，提供娱乐予市民大众。」他坦言，再上一级的剧场已是中产人士的娱乐，「最低入场费也要一百多元，假设一家四口欣赏歌剧，一晚娱乐已近千元。」他认为，市民观赏街头表演，不用刻意买票，也不怕错过开场时间，还可缔造新的旅游景点。

旺角「杀街」后，政府建议街头艺人转战西九文化区，或参与沙田大会堂的户外表演计画「开放舞台」。根据相关指引，所有文化区内的街头表演者，必须向西九管理局申领「街头表演许可证」。惟有已转行的表演者不讳言，以上「替代方案」不符合街头表演的原则，「外国的表演气氛浓厚，表演者是自发走上街头，并不需要划出特定位置供表演。」他指，近年街头艺人表演都生怕被驱赶或票控，对比在美国卖艺有第一宪法保障，到处都有人唱歌奏玩乐器，慨叹香港街头艺人无处容身。

申许可证不符合行业生态

苏春就也指，西九文化区本应如百老汇般的艺术集中地，惟多个剧院、演艺综合剧场等设施尚未建成，欠缺吸引力，遂到处发掘其他表演空间；他曾到访多区的儿童公园「快闪」，却被公园职员驱赶，更要他即时离开公园范围，「我没有表演，回复市民身分，为何没有权利留在公园休息？」

两年批出许可证不足十张

翻查资料，现时在街上奏玩乐器，必须申领「在公众街道或道路奏玩乐器许可证」，然而警方近两年批出的许可证不足十张（见表）。苏春就听闻苦笑，自己的表演并非奏玩乐器，也找不到合适的许可证申请，「当年被票控阻街后胜诉，以为会有转机，但许可证不涵盖其他街头表演，感觉港府不重视街头艺术。」

香港街头艺术协会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易聪在街头表演多年，希望香港能参考台湾等地，建立完整发牌制度，「既能确保质素，又能活化街道。」他希望政府推出先导计画，让旧有不成熟的产业链，转化成跟商界合作的平台，「以往表演者经过中介得到演出机会，大部分都是一次性活动，活动结束就没有下文，希望能够汇聚表演者，推展街艺文化。」

有质素表演值推广 助公共空间升华

有本地学者把心理学研究应用于街头卖艺，发现街头表演能够正面影响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观感，揭示有质素的表演有其推广价值。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何名瀚博士，针对香港的街头表演作出阶段性研究，「其中一个阶段选定街道、广场和车站等十二个公共空间，以电脑模拟的方式合成出在各地点进行街头表演的影像，随机向网络使用者展示作前后对比。」结果显示，整体受访者看到有街头表演的影像，都对公共空间的喜爱度有所提升，愿意花更长时间驻足欣赏，甚至认为街头表演能够把普通的公共空间升华成为休憩空间。

何名瀚补充，早于上世纪，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已有理论指出，街头表演能够丰富社会生活，促进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善用公共空间。他认为，香港街头表演一直以来的争议点，在于表演是「阻街」抑或令街头文化升华，「在有质素的表演下，若然结论是『阻街』，当然要暂停，反之则有推广价值。」

记者：仇凯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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