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一國兩制」轉型 無法迴避黨領導

（星島日報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以《擺脫西方誤導，香港該補上「黨史課」》為題在內地媒體撰文，指回歸二十四年，「一國兩制」從「井水不犯河水」走向「融合發展」，是其內在的理性轉型，是制度實驗因應時代精神的變遷。香港與「國家」融合，其中黨的領導是最本質的特徵。

田飛龍指，「一國兩制」下的國家組織，不是抽象的民主法治國家，而是具體的黨的領導原則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一國兩制」長期以來刻意留下模糊想像空間，一方面是中央保持極度的政治謙抑和權力節制，高度自治不僅被高度尊重和支持，更是被理解為先進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香港被本土派和外部勢力建構為「民主中國」的樣本，並作為滲透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前沿基地。「一國兩制」在粗淺的各方共識之下，潛藏着多重誤解和歷史進程的複雜張力，直到抗爭爆破和制度清晰化。

田飛龍強調，真正創制和管控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力量是中共，直接的管轄機制是《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管治權，但黨與國家權力的整合形式正是中國憲法的本體。但是在港社會長期「恐共」、「懼共」甚至「反共」的社會意識形態氛圍下，國民教育尚且難以推行，關於黨的教育更是「人心」之堅冰所向。

他指出，在《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構成的「一國兩制」2.0版框架下，掩飾或迴避黨的領導在「一國兩制」中的法權正當性及制度作用已經不現實。田飛龍批評，在港英殖民統治、國民黨歷史敍事以及各種反共勢力的劫持扭曲之下，香港社會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反共」思潮和行動，並與愛國愛港傳統始終處於鬥爭狀態。然而中共並沒有在港佔據歷史敍事和教育文化的主導權，香港史被講成了港英「領導」下的現代化史和反共群體的「民主鬥爭史」，共產黨的民族代表性和民主正當性被嚴重侵蝕和消解。駱惠寧的講話，觸及了香港的「黨史」補課問題，這不僅涉及香港教育體系的改革問題，也涉及公職人員倫理改造與社會文化生態修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