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限電顯能耗兩難 須進行深層改革

　　中國東北地區突然限電、停電，嚴重打擊民生，引發外界關注內地拉閘限電問題。事實上內地多個省份早在夏天已對工業實施限電，現在問題擴散至一般民生供電。現時大半個中國實施各種限電措施，導火線是電力供應不足和煤價飆升，但背後潛藏改革重大難題，包括電費改革左右為難，以及地方政府對能耗雙控政策陽奉陰違。

　　包括東北地區在內，內地已有二十個省實施不同程度的限電措施，如廣東早在五月已開始限制工廠用電，初時是「開五停二」，近日惡化至「開三停四」。限電措施除直接影響經濟外，更因高耗能、高污染的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是重點限電停產對象，導致原材料價格急升、供應短缺，窒礙中下游行業，並帶來滯脹威脅。

　　發電要增效 免挫傷經濟

　　內地電力供不應求，表因是東南亞疫情持續，不少外商將定單轉往中國，令中國今年首八個月電力需求暴增百分之十五，而電力裝機量只增長百分之九點五，且因中國有七成電力來自火力發電，對煤炭需求急增百分之十一，但煤炭產量只增加了百分之六點一。

　　在表象下，還有一個更深層原因，就是火力發電廠不願增發電。今年三月以來煤價已升六成半，但發電廠售電給電網的價格卻嚴控不能變，導致電廠每增發一度電虧損人民幣一毛，故不肯將機組全開，否則每家電廠每天虧蝕逾百萬元。

　　對此，中央已緊急決定增加煤炭進口、加強天然氣供應，並敦促煤電氣電機組應發盡發。要解決供電不足，還須面對電價改革，要讓電價反映煤價等成本波動。中央在年中時已放風要調高工業電價，還擬增加居民用電價格，此因目前居民用電價格只有發電成本約一半。然而，內地公用事業如水、電、暖氣向為壟斷經營，效率不高，並任意將高成本轉嫁給居民，現在若再加價，勢必引起民眾反彈。

　　中央的電力改革，不能只是簡單地改變固定價格做法，將電價與成本掛鈎，容許電價浮動，而必須敦促電力公司改革，增加電力系統效率和降低發電成本。當然這些都困難重重，但只將成本上升、煤炭價升轉嫁給工廠和居民，挫傷經濟、引發社會不滿，其害處可能比固定電價更大。

　　此外，今次大半個中國拉閘限電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改革難題，就是如何敦促地方落實能耗雙控。所謂能耗雙控，即要控制能源消耗總量，亦要控制能源消耗強度，即每單位GDP（國內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耗量。中央自十一五規劃（二○○六年至二○一○年）起，每個五年規劃都定出能耗指標，要求每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在五年內減少約百分之十五。最新的十四五規劃（二○二一年至二○二五年）亦要求每單位GDP能耗降低百分之十三點五，並以此定出各省市能耗雙控指標。

　　為加強監督地方，今年雖是十四五的首年，中央在年中發布上半年各地能耗報告，將十九個省份列入一級、二級預警，令多省急忙拉閘限電。

　　監控有必要 不可一刀切

　　中央要嚴格執行節能減排，因內地高耗能只會推高能源價格，中國工業生產變成只為資源國作嫁衣裳，且高污染亦遺害中國後世子孫，而且中國還要面對愈加嚴厲的國際批評，指中國要對全球氣候暖化負一定責任，因中國去年在碳排放、用電量皆全球第一。雖然這種批評並不公平，因中國人均用電量在全球排六十九，並只是美國人的三分之一，但中國承諾力爭在二○三○年前實現碳達峰、二○ 六○年前實現碳中和。

　　要達到減排目的，中央就必須加大監控各省。各省多年來對能耗雙控目標陽奉陰違，尤其去年因疫情打擊經濟，有省市不顧後果地加快上馬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工廠，導致今年能耗不跌反升，背後仍是爭GDP、爭政績的心態，在中央預警後，又進行運動式一刀切拉閘限電，損害民生，更是部分地方政府管治能力不足的表現，這些都是中國改革的大難題。

　　限電暴露了中國電力改革不足，也凸顯地方管治效能問題，反映改革開放仍荊棘滿途，然而憑着中央的堅定意志，相信困難終可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