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经时事分析】疫情致通胀估算失准 如何修正？

自从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市民的消费模式改变不少，例如因在家工作减少乘搭交通工具。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前一篇论文指出，这些急剧转变令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权重比例突然过时，或导致低估通胀。今年正值本港CPI每五年一度更新权重比例，应如何处理疫情带来的影响﹖

CPI是一个数据指标，作用是反映住户通常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变动，普遍用作显示消费者受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影响。CPI必须制订一套加权系统，来显示不同商品和服务，对居民消费开支模式的相对重要性。本港综合CPI目前的开支权数，以住屋开支占最多，达百分之三十四点二九，其次为食品（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九）及杂项服务（百分之十五点八一）。

本地自去年七月起连续六个月通缩。惟IMF早前发表一篇研究新冠病毒疫情和CPI的文件，指出疫情下全球多地实施封城、居家抗疫等措施，人们的消费模式急剧转变，令一直沿用的CPI权重比例突然过时，影响其准确性。

研究员研究发达经济体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消费模式变化，发现民众减少了用于交通、餐厅和酒吧、娱乐活动及服装的开支；相反，家庭食品和酒精饮品的消费有所增加。疫情期间消费者总支出急速下跌，食品和住屋在消费者开支预算的比重相对大幅增加，而服装、交通和娱乐则减少。

原本的CPI因而低估了消费预算中食品和住屋的重要性，高估了交通、衣履的重要性。而在疫情爆发初期，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食品价格上涨速度远超整体CPI，同时交通价格下跌，导致CPI实际低估通胀。

在香港，疫情同样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抗疫期间，不少市民担心感染，尽量减少前往实体店，转为在网上购买必需品及服务。本地大型百货网购平台HKTVmall自疫情爆发后，定单和生意额大增，平台去年十二月平均每日定单数量为三点六三万宗，总商品交易额达五点七一亿元，与疫情爆发初期相若，可见疫情令大批消费者养成网购习惯。

疫情掀起的在家工作潮，是另一改变人们消费模式的因素。首先，雇员毋须到办公室，令本港交通服务需求大减，地铁和数以百计的巴士路线均缩减班次。其次，在家工作时，员工多数可穿较简单舒适的服装，职业女性更毋须刻意化妆打扮。这些「新常态」，对人们的交通、服装及化妆消费不无影响。

任职保险业后勤的白领黄小姐对智经表示，其公司因应疫情安排雇员在家工作，往日多乘巴士出勤的她，交通开支因而大减九成，亦毋须特意为上班置装，估计服装方面全年至少省下五千至一万元。

由此可见，香港消费者的开支模式，出现了近似欧美的转变，但这不代表香港会出现「伪通缩」，理由是各地CPI的开支权重有显著差异。细看本港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开支权重，交通占百分之七点九八，而食品则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九，即使撇除外出用膳，仍占百分之九点五五，并非像欧美般CPI交通权重偏高，食品权重偏低，故本港未必有低估通胀的情况。

惟IMF论文始终带来一个启示，就是疫情影响消费模式巨变，目前开支模式和CPI权重之间的差异，的确影响CPI评估通胀的准确性，大众不能沿用以往方式去解读CPI的数字。

本港目前沿用CPI的开支权数，每隔五年更新一次，今年刚好是更新的年度，预料统计处会于今年年中公布以一九至二○年为基期的CPI新数列。IMF论文认为，经济体若正值二一年更新CPI权重，需要就疫情作特别处理。若新基准年未能代表后疫情时代的消费模式，可考虑推迟调整CPI；又或同时采用两年，如一九和二○年作基准年，得出混合疫情前和疫情间的开支模式。

惟一九和二○年，本港先后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一连串社会冲突，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导致商场、食肆提早关门，打击消费意欲，两年的消费数据均异于常态，似乎难以担当基准年。统计处如要采用一九和二○年的消费数据作基准，需小心辨别市民的开支模式，是因应这些特殊事件而短暂出现，还是会持续的「新常态」，后者需要纳入CPI权重的调整。

疫情导致大众的消费模式发生巨变，影响CPI评估通胀的准确性，市民使用CPI数据时需要小心解读。政府统计处今年更新CPI开支权重，相信亦会小心处理因疫情带来的影响，尽力掌握后疫情时代的消费模式。

（全文见智经研究中心网页：www.bauhinia.org）

智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