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援律师:见尽民生百态充当基层「辅导员」

2024-06-10 00:00

法援律师容浩翔(左)及黎凯豪(右),以接触基层市民个案为主。
法援律师容浩翔(左)及黎凯豪(右),以接触基层市民个案为主。

提起法律援助署,不少人可能想起司法覆核案件,过去有人透过申请法援,提出司法覆核针对政府政策或决定,但其实法援署在民生范畴亦着墨甚多,例如处理离婚诉讼、赡养费等事宜。法援署两位负责民事诉讼的律师容浩翔、黎凯豪接受《星岛》专访时表示,除了处理冷冰冰的法律,法援工作更有意义之处是经常可协助经济能力有限的基层市民,渡过生命中困难时间。二人说司法覆核只是占整体民事个案极少数,社会不必过分聚焦于有争议部分。
任职人身伤害诉讼组的黎凯豪指,主力负责人身伤害索偿、海员追讨欠薪个案。他说作为民事律师,日常工作与基层息息相关,以人身伤亡诉讼为例,一般工作流程是先与当事人会面,提醒对方要准备文件、了解案件详情,给予初步法律意见,简介其在法律上位置,随后会开始搜证、蒐集证人口供等,并须向对讼人了解有否和解可能。只要申请人资产不超越某限额,案件又有足够法律理据,便有机会获批法援证书。

黎分享,人身伤亡诉讼很多时涉及交通意外、工伤等不幸个案,因此无论是提出诉讼还是被诉讼的一方,都有机会表现得情绪化,作为代表律师,少不免要负责安抚情绪,「始终受助人面对法律程序压力也很沉重,尤其是在身体已受伤的情况下。」有一些申请人本身是家庭经济支柱,受伤后精神受创、情绪不稳,第一次会面已经大哭大叫,最终会面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作辅导对方情绪。

任职家事诉讼组的容浩翔则说,他处理的大部分是离婚个案,「最多的是处理涉及拖欠赡养费,即俗称『追米饭』,又或者争夺子女抚养权。」受助人常见情况包括已分居一段时间,或另一半有不合理行为例如长期不回家、不给家用、脾气暴躁甚或有外遇等,部分严重个案可能涉及家暴行为。在个别个案,当涉及非婚生子女时,情况就更复杂。为处理案件,容浩翔会向当事人索取证据,例如结婚证书、银行纪录、子女学生手册等,审视婚姻状况、子女交由谁照顾会比较理想等。
家事法庭涉复杂情感最深刻

容浩翔分享,有一个追讨赡养费个案感受十分深刻:一名抚养着两名孩子的妇女,前夫再婚后拖欠赡养费达数年,于是透过法援署向法庭申请入息扣押令,但前夫向法庭提出反对,个案拖延很久;第一次开庭时男方态度非常不合作,举出一堆理由声称无能力支付赡养费等。女方上庭后情绪表现激动,因两名孩子已十多岁,处反叛时期,照顾他们已心力交瘁,还要与前夫周旋法律程序,内心已接近崩溃,「她每一次和我讨论法律文件,几乎都大哭一场。」

容浩翔指,家事法庭是很特别的范畴,「不是纯理性,不是白纸黑字的法律可解释到,对簿公堂的人往往曾为夫妻,他们之间的情感很复杂。有些人不肯交或要追讨赡养费,不一定因为经济问题,金额也未必很高,而是纯粹为一口气。」
法援涉公帑须特别谨慎审批

政府于2021年改革法援制度,刑事案件申请人不能再指定律师代表,交由法援署指定,民事案件则不受影响。黎凯豪表明,无论是否由法援署指定,作为法律专业人员,都一定以申请人利益为前题,但同时由于法援背后涉及公帑,处理要特别谨慎,「有时候深入了解案情,知道法律上未必站得住脚,例如受害人描述受伤情况,未必与案件有关系,没合理的索偿理据,我们可能需要劝他取消申请。」

坊间有质疑指法援制度遭滥用,但二人表示,法援署案件都是面向基层市民,容浩翔说:「很多时我们与当事人的关系,并非只谈律师费,我们最大职责是为基层发声。」黎凯豪亦说,过去数年法援署批出法援证书,绝大部分是民生性质,司法覆核只占整体不足一成,希望社会不必把焦点放在具争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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