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得直】判词强调若非原审法官引导不足 上诉方根本无从挑战

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因无申报租住深圳的退休大宅而缠讼5年，今早获终审法院一致裁定上诉得直，洗去渎职污名。终院强调，若非原审法官引导陪审团商议裁决时的不足，上诉方根本无从挑战曾荫权的渎职定罪。另外，曾荫权作为香港前任高官，在公众利益上本应接受重审至有终极判决为止，但只因他已服完全部刑期，重审不符公义要求，终院才决定不作重审。

终院在判词强调，曾荫权脱罪只因原审法官陈庆伟引导陪审团商议裁决时有不足之处。若陪审团当初裁定曾荫权贪污和渎职控罪均成立，原审法官的不足便算是微不足道；若原审法官当初在曾荫权的贪污控罪无达致裁决后，另就渎职控罪引导陪审团，陪审团绝对可以将曾荫权定罪。

终院分析指在本案中，控方的指控基础是曾荫权与雄涛广播主要股东黄楚标的交易属贪污，干犯「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贪污控罪）；而曾荫权故意隐瞒这些交易，掩饰其贪污罪行，进而干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渎职控罪）。若陪审团未能就贪污控罪达致裁决，他们应在考虑渎职控罪时更加留意曾荫权是否明知故犯，和他不申报利益的严重性。

终院亦在判词中批评，控方的指控令人难以理解：控方指控曾荫权无申报自己贪污，但若然他真有贪污，怎能在不自揭贪污的情况下，申报自己与黄楚标在涉事深圳东海花园大宅交易上的轇轕？在此情况下，一个人或会联想到曾荫权渎职是因他受贿后参与发牌决定，但如今陪审团未能肯定曾荫权有贪污，原审法官便应小心分析，部份陪审员接纳曾荫权无贪污的理据会产生甚么后果。

此外，控方形容曾荫权参与行政会议的发牌决定是「谋取一己私利」，但终院认为控方用词含糊：究竟控方所指的「私利」是贪污所得的利益，还是纯粹就退休安居所作的商业交易，甚至其他可能性。若然所指的是后者，陪审团商议裁决时需考虑的因素，包括曾荫权有否披露责任、披露形式和无披露的严重性，便会与他们考虑曾荫权贪污控罪时有所不同。

终院指出，即使曾荫权在发牌决定上偏帮亲信，又有证据显示其太太向黄楚标公司交租，涉事租赁协议久未曝光，事情发展引人猜疑，也不代表控方有足够证据指控曾荫权渎职。

终院理解，控方未必情愿在较严重的贪污控罪无裁决后软化自己的立场，单纯指控曾荫权与黄楚标有一段似乎不正当的关系，但即使一个决策者故意不申报利益，也不代表他知道或相信自己有申报义务，从而妄顾不申报的风险。

上诉庭认为，从陪审团在渎职控罪的裁决看来，他们必然拒绝接纳曾荫权不申报利益的辩解。终院反驳指，陪审团无法就贪污控罪达成裁决，显示有陪审员接纳曾荫权的部份辩解，加上控方指控曾荫权渎职的基础含糊不清，原审法官的引导又有一定针对性，法庭实难以断言陪审员的思辩过程如何达至上述裁决。

诚如上诉庭观察，法庭不能假设曾荫权与黄楚标的关系有违法成分。若然控方单单指控曾荫权未有披露一段似乎不正当的关系，要求曾荫权提供合理辩解释除疑虑，便几乎等于将举证责任本末倒置。

终院的结论是，原审法官将一个有意识决定不作申报的决定，等同于一个故意不申报甚至隐瞒的决定，是危险的做法。陪审团在无法裁定曾荫权贪污的前提下，他们在评估曾荫权疏忽职守的性质、程度和后果的严重性时，本应考虑曾荫权不申报的动机、他理应申报的事情和不申报的后果。若原审法官无为陪审团妥善分析这些因素，陪审团便有可能正中上诉庭判词所指的「陷阱」。

法庭记者：黄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