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没有保护罪」添压力 学界倡增培训辨虐儿

轰动全港的五岁女童虐杀案，随着其生父及继母被判终身监禁，各界关注如何避免悲剧重演。法改会拟订立「没有保护罪」，让知情不报的照顾者同负刑责，获保护儿童组织支持。不过，校长、驻校社工及辅导员均认为，在法例以外，当局应清楚列明高低风险个案标准与通报要求。纵然教育局近年增加处理虐儿个案的指引，惟相关培训不足，教师未必有足够能力识别怀疑个案。如相关细则及培训未有改善，学界担心新例会为教师带来无形压力，甚至出现轻率举报等的做法，错过处理虐儿问题的时机。

记者 郭增龙

根据社会福利署的数字，去年本港共有九百四十宗虐儿个案，数字较一九年的一千零六宗略减，当中超过四成为身体伤害或虐待，而近六成的施害者为受虐儿童的父母。为解决虐儿问题，法律改革委员会成员熊运信早前表示，委员会建议订立「没有保护罪」，针对儿童、老人或残疾人士的照顾者，如老师、社工、院舍员工等有密切接触人士，若察觉对方有受严重伤害的风险，就有责任通报，否则要负上刑责，最高可判监二十年。

曾担任立法会儿童权利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张超雄，一直倡议订立相关罪行，他坦言根据过去经验，如没有法例规定，即使是教师、社工等的专业人士，也有机会逃避相关责任，「专业人士及有照顾责任的成年人，如果不将怀疑个案呈报，后果是无能力为自己发声的儿童受害。」

心理伤害疏忽照顾难识别

学界及社工普遍认同增加保护儿童的措施，但有前綫社工认为，虐儿个案在呈报与不呈报之间的界綫模糊。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前会长叶建忠表示，目前行内的不成文做法，是针对初犯及伤势不严重的个案，一般会视之为介入辅导的机会，而非追究责任，「社工的角色不是法官，我们是想避免事件再次发生。」但他指出，如法例生效，港府有必要清楚厘定呈报要求，或给予一定的弹性，否则前綫社工难以进行辅导工作。

亚洲专业辅导及心理协会学校辅导部主席彭乐谦认同，无论是老师及辅导员均会担忧，一旦呈报虐儿个案，会否对家长带来严厉的惩处，「最担心是令到家庭关系撕裂，增加日后修补的难度，政府有需要列明哪些情况是适合学校自行处理，哪些需要呈报，让施虐者承担后果。」

除了厘定呈报要求，如何识别怀疑虐儿个案是另一难题。彭乐谦指出，身体伤害可凭肉眼发现，但心理伤害、疏忽照顾等问题，需要留意学童是否有相关行为徵状，才会露出端倪，所需的专业能力较高，老师未必能一一掌握，「学校辅导员会不时出通告，提醒老师留意一些徵状，让我们可以支援。」

教局应设专责小组解疑难

本身是中学校长的香港学校训辅人员协会副会长李建文表示，教育局去年针对怀疑虐儿个案的行政及处理程序列出指引，内容钜细无遗，但教师读过指引后，不代表就拥有足够的处理个案能力及敏感度，认为教育局有必要为教师提供相关培训，「培训不是开一个三小时的讲座就等于做好了，而是提供有系统的专业培训，包括教授问问题技巧及个案分析等内容。」

他续说，如要在学校识别出虐儿个案，不止老师，教育局也有一定角色，「现在学校发现虐儿个案后，到底是社署负责，抑或是学校社工负责，很多时也是一直问来问去，中间牵涉很多程序，未来可不可以简化？既然政府重视虐儿问题，教育局甚至可以设立专责小组，当学校或者教师有疑问，都可以随时有专人解答。」

至于中长期的措施，李建文认为，学校的训辅主任可在处理虐儿问题上扮演更多角色，除了协助识别怀疑个案外，亦可进行预防工作，例如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儿童权利，以及如何保护自己，既可增加儿童的意识，亦有机会让学生分享个人经历，增加介入辅导的机会。然而，如要训辅主任担当以上角色，有必要减少其教学时数，政府需要有政策配合。

不分轻重均呈报不理想

李建文认为，如教育局完成上述的政策及培训后，相信会有足够的基础订立「没有保护罪」，否则立例后或会出现执行困难，并建议港府在订立详细的立法条文前，应先谘询教育界的意见，避免法例为老师或照顾者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叶建忠认同，若在未有足够的配套下立法，不排除教师及辅导人员为求自保，将不论个案情况轻重均作呈报，并非理想的处理方法。

不过，张超雄指出，「没有保护罪」在外国多个国家均有实行，并非香港首创，至于呈报机制，他认为呈报不等于要将个案报警处理，而是确认下属有向上司呈报，再确定处理方案，「例如老师发现怀疑个案，就要向校长通报，驻校社工则要向上司或社署汇报。」另外，参考外国做法，如当事人真心相信事件并非虐儿个案，并有理据支持，则毋须承担法律责任。

《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