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消息｜田飞龙斥港府摇摆乱跟随西方 抗疫考验一国两制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内地媒体《观察者网》撰文，指现在是香港抗疫的决断时刻，需要港府和全社会果断执行，共同承受暂时阵痛，才能闯关成功，真正实现「动态清零」。这是对「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的历史性考验，是大政治和大方向问题。香港不能轻率和侥幸地企图躺平，「共存」不仅是抗疫失败，更是民生困顿以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上的决定性失败。「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开局之年，承受不了那样的失败及其长期代价。

田飞龙指，对港府错失防疫「黄金时机」的指责，代表了对其抗疫失误的一种批评意见，在客观事实和疫情风险面前是有道理。香港抗疫模式对内地模式和西方模式均有一定的学习、借鉴和参照，在前四轮疫情有值得肯定的成绩，并一度接近与内地「通关」的标准，但非常遗憾功亏一篑。从「一国两制」授权与自治的角度来看，抗疫属于港府自治范围的事务，由港府负首要和主要责任，只有在无法处理的条件下才可寻求中央援助。寻求中央援助的具体时机、方式和支援形式由港府提出，中央统筹决定。

田飞龙说，第五次疫情爆发及失控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中西方两种抗疫模式之间左右摇摆，防控体系和动员能力未真正达到内地「清零」标准，导致清零时机延误和疫情扩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风险，港府在这方面存在决策和执行的失误。

田飞龙批评，Omicron传染力更强，外部输入和社区传播风险更大，但社会层面呈现抗疫疲劳，官员也存在执法漏洞，二者叠加造成了实际的疫情失控。田飞龙又批评，在疫情失控下港府只是一般性收紧防疫要求，尚未下定决心进行全员检测、隔离与实质性清零，仍存在一定的摇摆和侥幸心理，需要批评和督促，否则即便中央支援的物资和人力齐备，在执行上仍有巨大漏洞和风险。

田飞龙强调，与内地通关是抗疫政治的最大考验，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样可以保证香港融入国家大局不掉队，可以持续加入大湾区发展，激活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并结构性缓解民生之困。如果固执于跟西方通关，固然满足于放松抗疫的「病毒共存」逻辑及执行负担，满足了包括公务员及精英人士在内与西方的利益和交通的重新连接，却辜负了香港基层民众以及国家战略上的正当期待，与「一国两制」基本精神背道而驰。下决心与内地通关，香港防疫只是「艰苦」一时，否则民生和战略发展利益都会付出长期代价。抗疫是大政治，事关「民生正确」，也事关国家政治的正确。

田飞龙解释，所谓「民生正确」是指香港多数人口没有能力依赖和西方通关而过活且改善生活，但与内地通关却可以大面积覆盖到这些人口的日常经济、生计以及在内地就业和发展的机遇，包括内地消费人群来港的经济红利。而所谓的国家政治的正确，指的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长期利益，不与内地通关将导致错失融入发展的战略利益，并累及社会阶层的发展利益。

田飞龙认为，香港抗疫的摇摆和失误，有管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之根源。公务员甚至一般社会精英习惯于崇拜和追随西方价值和模式，不相信国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续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并不真正愿意回应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精英层与西方利益过于深厚及密切，决策与执行优先面向与西方通关，对与内地通关存在犹豫和软抵制，造成与社会民众利益及国家战略利益的严重脱节；此外，西方在港存在大量利益和影响力网络，有强大的游说甚至牵制性力量，对港府决策施加有形无形的压力，客观上也需负上一定的消极责任。

他认为，港府现时采取的仍属于常规应对措施，预期无法阻止病毒扩散及疫情升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缓解。如果仍以「清零」为政策目标，就必须一方面动用特首的自治紧急权制定全员检测、隔离、接种疫苗的防疫规例，另一方面正式请求中央全力援助，结合中央与全社会力量进行抗疫闯关。

他指，社会配合是「清零」的关键条件。西方社会也尝试过清零，但由于个人主义根深蒂固，社会自私而不自律，不愿意为集体和他人作出利益和权利的部分牺牲，导致系统性抗疫失败。「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严重人道和人权代价的，是抗疫失败的无奈之举，绝不是优选路径。香港社会有个人主义基因，也有社会自律和集体互助的东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会领袖应做好抗疫动员和心理引导，才能推动社会与政府一起实现清零目标。

田飞龙又形容，抗疫也是对「爱国者治港」的实际成效和特首治理能力的关键测试。「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则，港人治港在其初心和制度形态上就是「爱国者治港」。但特区管治团队所根植的殖民文化背景、公务员传统以及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还不能达到真正的「爱国者治港」的规范水准，尤其是无法达到「坚定爱国者」或「贤能爱国者」的理想要求。特首及其团队需要时间和改正的机会。

抗疫的具体表现涉及香港民生、爱国者治港实际能力、与中央的互动能力以及融入国家大局的战略实现能力，具体指标和影响因素复杂，需要综合评估。港府仍有一定的时间和机会决断而行，抢回失去的时间和信念，真正实现「清零」及与内地通关，完成「爱国者治港」的关键测试。其最终表现对特首选举的具体影响以及中央的相应评估，还需要跟进观察，目前并无确定性结论。

「清零」和「病毒共存」是各自适应中国和西方的抗疫模式。在全球平等竞赛中就好比中国得了80分、西方得了40分，没有道理逼著中国放弃行之有效的优胜模式。而且随著「清零」的经验和执行机制的成熟化，在社区精准封控架大规模疫苗接种的支撑下，「清零」是可持续的，也是总体成本越来越低的。

相反西方的「病毒共存」放弃了政府领导和社会共同努力，单方面依赖疫苗和自然感染，但对病毒变异及未来扩散的风险并无可靠的科学依据和控制能力，其总体成本只会越来越大。他认为中国不会放弃行之有效且可持续的「清零」，香港唯有跟随国家共进退，才能维持繁荣稳定及在国家战略上不掉队。田飞龙批评，香港现时某些类似「共存」的做法，是抗疫思路中左右摇摆的继续，以及医疗资源约束的结果，同样是不可持续且存在扩散风险的，显示出抗疫疲劳症之严重和西方宣传攻势之深入。

田飞龙批评港府抗疫存在失误。资料图片

田飞龙警告，香港如果放任「共存」，社会可能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人道代价，以及与内地长期无法通关的民生与战略发展的长期代价。抗疫风险的集中和社会压力的加大，迫使港府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清零」的政策，而不能不负责任地选择「共存」。进一步的严峻形势预期将迫使港府作出决断及引入中央大规模支援，在「一国两制」范畴下打一场香港抗疫的翻身仗，凝聚全社会共识和力量一起闯关。此关若过，「一国两制」信心、对港府与中央的信任以及未来融入发展的前景将豁然开朗，空前提升。所以抗疫是「一国两制」的大政治，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防控，也不能陷入对西方模式的迷思。

如果香港坚持清零政策并引入国家支援，清零仍有希望实现，与内地通关预期在半年内应有希望实现。香港需要在与国际通关和与内地通关之间做决定性的选择，这是决断的时刻。以与内地通关为优先选项，以与国际通关做后续选项，这也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人心回归的重大考验和标志。

与内地通关无损于香港国际地位的维持，反而因为融入大湾区发展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而提升其对国际资本、人才的整体吸引力，并在「十四五规划」系列目标指引下追求经济竞争力的结构转型和提升，国家也会在战略和政策上予以最强有力的支持。

国际通关与否要视乎西方抗疫的进展而定，需要西方在付出「共存」巨大代价之后，在满足与中国整体通关所需要的检测及疫苗证明条件下，才可逐步实现。在中西之间，在抗疫大政治问题上，香港虽然面临选择困难和执行阵痛，但最终必须与国家共进退，这是长远利益，也是「一国两制」的必然要求。全球性通关及战胜疫情，需要西方与中国共同努力，拒绝疫情政治化，杜绝疫苗民族主义，停止对「共存」策略的错误、扭曲和夸大的宣传，真诚理解、尊重和接纳「清零」的相对优越性和可协调性，与内地整体建立分阶段、可验证与可管控的「通关」路线图，香港可据此相应制定与西方通关的具体政策方案及其执行机制。

他指出，尚无科学证据、疫苗可行性以及特效药可以保证疫情在短期内得到遏制。美国和西方的情况所见没有任何理由对「共存」抱有幻想及侥幸心理。「清零」是真正坚持全体人健康安全这一最大人权的抗疫模式，是中国行之有效的抗疫经验的系统总结，不可能也不应当轻率放弃。中国对全体人的人权负责，因而不能允许「淘汰部分人」的人道与人权惨剧发生。

他强调，维护全体人之健康安全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不存在特殊性、或者必须与西方一致的理由，需要决断而行，与国家共进退，实现港式的「清零」，为西方世界做一个示范，即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超越西方一般标准而实现「清零」的。这将是「一国两制」的一个独特的道德成就和制度成就。

更多第5波疫情资讯，请到以下专页浏览（按此）
立即下载 | 全新《星岛头条》APP : https://bit.ly/3yLrg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