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搞場域特定 打造大型公共藝術節

Chubby Hearts Hong Kong在港落幕，成功吸引群眾和旅客「打卡」，並跟隨快閃活動「追心」，但當中的藝術性一度被質疑。撇開作品本質，多位藝術界人士建議，本港增加更多場域特定（site-specific）、具深度的公共藝術作品，除了邀請合適的外地藝術家來港創作，也可發展為大型戶外公共藝術節，讓本地藝術家參與其中；長遠則可參考外地，以政策鼓勵私人項目按一定百分比的成本購置或設置公共藝術作品，以藝術說好香港故事。
公共藝術的定義廣泛，可以廣至擺放在公共空間內的藝術作品或公眾的藝術表演，也可以是將代表該人、事、物的傳統和突出之處等概念化，融入建立新空間和再造舊空間。同一件作品，有人認為是商業推廣而非藝術，但也有人從中感受愛和浪漫；熱鬧過後，如何將有關影響延續，甚至做得更好？
做有深度創作 啟發更多思考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副教授譚偉平說，打造文化之都的形象，需要中長期的公共藝術發展計劃，「現時像想到行銷點子就做一次短期宣傳活動，建議可以同時在其他地方設置多幾件具代表性的作品，展示的時間再長些，打造成『公共藝術節』。」

浸大視覺藝術院研究助理教授方敏兒認同，香港可以舉辦大型的戶外藝術節，展示巡迴展覽的外地作品，以及本港場域特定（site-specific）的藝術品，「同一主題下有外國和香港的作品，有些長期展示，有些短期展示，每隔一段時間替換會較有趣。」她提到，香港適合擺放場域特定作品，值得多花時間做較有深度或者研究型（research-based）的創作，令市民和環境互動，啟發更多思考。她說，本地藝術家如陳惠立、伍韶勁 (Kingsley Ng)與楊嘉輝（Samson Young）等也有不少該類大型創作。
邀外地及本地藝術家參與

她舉例，美國芝加哥千禧公園既是熱門旅遊景點，齊集眾多行內認可的作品，例如藝術家Olafur Eliasson的巨型藝術雲門（Cloud Gate），以及西班牙藝術家Jaume Plensa的皇冠噴泉（Crown Fountain）。前者以不鏽鋼板製成的光滑鏡面，讓市民在任何角度都可看見自己和城市的輪廓；後者將1000位當地市民的面孔投射在屏幕，噴泉由人臉的嘴中噴出，每逢夏天吸引小孩聚集嬉戲。兩者均適合「打卡」，亦與當地市民和旅客有深度互動。

本身是獨立策展人的方敏兒，長年與藝術家打交道。她指，香港戶外環境有維港、有自然環境，也有高樓大廈，對外地藝術家具吸引力，要邀請他們來港製作場域特定作品，需要提出新的可能性，「近年盛行的跨界別合作，可以邀請本地不同界別的學者和專家，可能是社會學、科學、機械人學或音樂等，提供香港才有的特別元素，讓藝術家加入作品當中。」

譚偉平也說，藝術家不止為金錢，要吸引他們來港創作，視乎如何發出項目邀請，「要找到其創作題材與香港的連結性，若藝術家專門做水域的邊界線，可以邀請對方來港挑戰香港的水域。」事實上，本月底起登場的「藝術@維港2024」便有相似的模式，由康文署藝術推廣辦事處（APO）等邀請日本知名藝術團隊「teamLab」打造光影展覽，展示數百個發光彩蛋，當中部分設置在海面上，對teamLab而言也是新的技術挑戰。

引入外地作品與推動本地藝術發展並無衝突，譚說，可利用外國藝術家的名氣，提升本地藝術家的曝光率，舉例韓國有藝術館在世界級藝術家Andy Warhol的作品旁邊，擺放當地藝術家的作品，「沒有吹捧誰較厲害，把本土文化並排，相得益彰。」
較難要求財團主動推廣藝術

長遠而言，或需要有相應的公共藝術政策和藍圖。香港恒生大學藝術設計系系主任、博物館諮詢委員會藝術專責委員會主席許焯權教授，在2003年受藝發局委約，撰寫本地公共藝術研究，當中不少觀點至今仍然適用。報告提到，完善的公共藝術政策可以吸引本地專家和私人界別投資，增加吸引旅客觀光的優勢，也能增加社區參與，以及為未來創造文化遺產。

報告也比較了東京、新加坡、紐約及台北的公共藝術政策與實踐，其中提及紐約在1983年開始實行「百分比藝術計劃」，規定城市的公共建設必須提撥1%的工程款項，購入或設置公共藝術作品，台北也在1992年設立相關條例。

20年過去，許焯權認為，藝術推廣辦事處已做到於政府範圍內設置公共藝術作品的角色，但建議可推出針對私人項目的百分比藝術計劃，以政策鼓勵私人發展商在規劃上加入藝術元素。譚偉平也坦言，在市場主導的環境中，較難要求商業機構主動協助推廣藝術，「除非他們認為也是社會義務的一種。」他提到，若政府有鼓勵性的優惠或回報，相信財團會推動得更落力。

許焯權說，成功的公共藝術作品，應具備好的質素，能帶動市民的討論和正面參與。他指，公共藝術有多種形式，甚至可從公共設施如地磚、路燈和長椅等入手，多花心思也可成為藝術品。他強調，藝術作品可以是宣傳香港的手段，「但注意需要『說好香港故事』，不要變成『說好其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