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观察与反思
2023-05-21 00:00 
综合目前国内的讨论，基督教中国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基督教中国化专指近10年来国内学界酝酿和系统阐述、教会界宣导和不断实践、政界支援和积极引领，以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应、文化上融合为中心内容的新时代我国广大基督徒爱国爱教的理论和实践。广义的基督教中国化则泛指基督教入华后所有具有中国元素、内容、风格、色彩的本土化适应和改造，中外基督教徒尤其是华人信徒所倡导、引领和参与的思想、神学、文字、出版和社会工作。
一、高端性。研讨会的参与者中，不仅有中国基督教两会、香港基督教协进会、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的高层领导，也有资深学者、牧师以及中生代的教会和学术精英。我粗粗算了下，研讨会讲员中单单神学院院长级别的讲员就有5位之多。温伟耀教授在报告中探讨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在终极关怀层面配对，基督教中国化这个重要议题的讨论完全配得上这样高端的讨论、豪华的阵容。
二、全面性。此次研讨会的议题相当广泛，既有跨度较大的宏观分析，如徐晓鸿牧师的「基督教中国化的时代性」，张志刚教授「世界基督教史视域下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有关于中国基督教历史先进人物的研究，如陈智衡博士「与普世连接的诚静怡之中国本色教会」、范晋豪牧师关于圣公会传奇主教何明华的报告；有中国基督教教牧实践和神学教育的案例研究，如岳清华院长的试论中国教会牧养中国化的文化逻辑，叶菁华关于崇基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中国化的讨论、文革教授的关于金陵协和神学院神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讨论；也有基于比较宗教学的学理讨论，如温伟耀教授的论基督教中国化。香港的同工同道从内地牧者和学者关于神学教育、教牧事工、学术研究的报告中了解了对方在基督教中国化领域的理论和实务进展，尤其是吴巍会长和徐晓鸿主席在讲话和报告中，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来龙去脉作了较为充分的具有权威性的阐述，相信有助于香港同工同道增进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正确认知，或对某些流行观点起了某种纠偏的作用。
三、创新性。创新是学术工作的生命源泉。此次研讨会因为各位讲员准备得比较充分，所以无论主持、发言还是评论都是精采纷陈，佳句叠出。比如岳清华院长的「三经论」（解经、讲经、用经）、文革教授关于当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五性论」（即整全性、当代性、处境性、创新性、使命性），以及以「使命神学」来取代传统宣教学的创新观点，令人印象深刻。温伟耀教授关于「四大研究范畴或课题」的设计，即有限成果的课题、具有深刻张力的课题、具有悠久价值的课题，以及有待发展的课题。这一课题设计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的制定都具有参考价值，对我们防止基督教中国化讲述和实践陷于平庸化和形式化，也是一种警示。研讨会可圈可点的创新观点还很多，这里也是挂一漏万，难得周全。
四、共通性。内地和香港的社会处境不同，所做的神学和学术思考当然不同，这也是处境化的反应，理所当然，完全正常。但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两地的同工同道虽有侧重，但也有基本的共识。一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圣经，用岳清华院长的话说「以圣经为本，遵循圣经是教会的重中之重」；二是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必由之路，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中国化，张志刚教授把本土化、民族化、地缘化、处境化、时代化归纳上升为世界宗教史的发展规律，因此基督教中国化不仅是一种战略取向，而且势在必行；三是基督教是普世的宗教，比如吴巍会长强调基督教是普世性的，但要作地方性表达和贡献，文革教授特别谈到了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化的普世面向。基督教中国化不是普世教会的异端或中国例外论，而是中国教会特别奉献和完成。四是基督教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进步性。基督教要与时俱进，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宗教的本质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但宗教的应用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表现和特殊的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触及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地缘政治和地缘宗教上的严峻挑战。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已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威胁」和「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宗教议题也因此上升至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华安全战略的高度。在宗教领域，世界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继续呈现「南升北降」的长期趋势。中国基督教作为环南教会的组成部分，应该考虑的不仅是「独善其身」，只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在普世教会向「第三教会」话语权和领导权转移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基督教中国化尤其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同时也是极其艰苦复杂的工作，如果要真正拥有国际话语权和悠久价值，其他人无法越俎代庖，需要神学思考的主体（内地和香港的教会）持续的努力，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和更广泛的国际交流。包括本次会议在内的学术交流，意义就在于此。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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