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指戴耀廷等组织者 必属首要犯罪分子

35+颠覆案中，31人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4人受审后被裁定罪成，李予信及刘伟聪则罪脱，后者遭律政司上诉。辩方昨日起分批于西九龙法院求情，控方认为众被告可按参与程度及角色而分3级量刑，组织者必属「首要分子」，并同意表明区诺轩、赵家贤及锺锦麟曾协助控方作供，理应减轻处罚。戴耀廷则认为自己属最次要的「其他参加者」，望处2年监禁。
副刑事检控专员万德豪先陈词指，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罚则，按案情严重程度分为3级，另一方面本案控罪属串谋控罪，认为根据《刑事罪行条例》第159C条串谋罪行罚则以及清晰的立法意图，唯一恰当诠释必然为分级制以及最低刑期仍适用于本案串谋控罪。《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问到即未完成罪行与实质罪行罚则相同？万德豪指，法官仍可按特定刑期范围来酌情量刑，又同意李官指同案众被告可各自按其参与程度及角色而分级量刑。
按参与程度角色分级量刑

资深大律师黄继明代表戴耀廷反驳指，串谋罪罚则于1996年增补，当时立法者难以想像24年后实施了《香港国安法》，故难言其立法意图，遂更难指串谋罪罚则适用于颠覆罪，遑论分级制及最低刑罚。黄继明详述串谋罪罚则的立法历史流变，1996年订立了目前的法定罪行，取代原本1983年版本，考究当时立法文件，其立法原意只是在打破原定7年刑期上限，给予法庭更大自由和酌情权去量刑，令串谋罪行与实质罪行可判处刑罚等量齐观，如串谋谋杀罪最高可处终身监禁。

黄继明分析纵观上述立法过程，串谋罪罚则修订只关乎刑期上限，而无关刑期下限，连最严重的谋杀罪，在串谋下也不设刑期下限，故控方没有基础在串谋罪罚则中，为本案订下刑期下限，限制法庭量刑酌情权。黄继明更直言颠覆罪罚则不适用于串谋罪，颠覆罪条文只谈及「策划」，从没有谈及「串谋」 ，只有勾结外国势力罪条文中才谈及「串谋」。

李官引述有组织者的书面求情陈词指，如落实案中串谋，当选进入议会投票否决《财政预算案》的议员才是「首要分子」，而非初选组织者。

控方质疑辩方指组织者非「首要分子」的说法不可接受，违反常理。
买凶者不行凶也视为主脑

就「首要分子」的角色，法官举例指若有人透过买凶杀人，即使买凶者最终不是直接行凶，都应被视为幕后主脑。万德豪续指根据吕世瑜案判决，法庭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首要分子」，当中第105条正关乎颠覆罪罚则。

法官陈庆伟要求控方表明各被告属于何等级别，万德豪认为难以表态，否则需要评论案情。陈官指若裁定戴耀廷为「其他参加者」，相信控方必然会马上申请上诉。万德豪指出领袖必然为「首要分子」，表明各级相关考虑因素：若要裁断被告是否「首要分子」，须考虑其有否参与计划、组织、指挥、加强精密策划以及其带来的实际或潜在影响等；裁断被告是否次要的「积极参加者」，须考虑其是否在当中担任积极角色，有多热衷参与等；其馀同案被告则属更次要的「其他参加者」。

万德豪认为，法庭量刑时应先为被告分级，然后按既定刑期范围订定量刑起点，最后再考虑各种加刑或求情因素，有需要的话再考虑被告是否符合《香港国安法》第33条，可减轻处罚，法庭可据此将被告犯案严重程度降级。万德豪表明区诺轩、赵家贤及锺锦麟曾协助控方作供举证，符合第33（3）条「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控方又指《香港国安法》第33（3）条不应局限于向执法机构提供资料，亦应包括从犯证人在庭上作供，为法庭理解其他被告的犯罪行为或罪责提供协助。

案件编号：HCCC 69、7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