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香港举债 兴建基础建设初探｜根本月报
2024-05-06 12:07 
港督轩尼诗（John Pope Henessy）在任时与医官和量地官，对解决香港卫生问题存在很大分歧。1882年，殖民地部为了解情况，聘请英国卫生工程专家翟维克（Osbert Chadwick）到港视察，并写下改善香港卫生报告书。港督会同行政局获殖民地部支持，落实报告书的建议，如成立洁净局、改善城市污水渠和供水系统等。那时港府的财政未有大量盈馀，何来巨额金钱改革社会基础建设？因此在1885年，港督宝云（George Bowe）大胆尝试贷款兴建基础建设，举债10万英镑。由于本地商人欲在本地举债，但英国债券市场成熟，在投标制度下，可获得更低的利息，因此要到1887年才发行债券，利息每年4厘。
一战前 改善民生环境
随着基础建设需要更多金钱的时候，遮打（Paul Chater）亦提出中环填海计划，需要大量的金钱改变社会面貌。1893年1月，政府立法贷款20万英镑用于公共建设，包括海堤填海计划、中环街市、屠房、扩建监狱工程，以及改善供水、清水和污水系统计划。
虽然全体非官守议员反对，但政府在官守议员投票的优势下，法例强行通过。这显示出当时贷款确是一件非常审慎的事，所以非官守议员作出严谨和保守的反应。这次债券的利息每年3.5厘。
1905年10月，政府落实九广铁路计划，建造费用是「天价」，亦要通过贷款条例，在英国发行200万英镑的债券，这次债券的利息也是每年3.5厘。
一战后 现代化建设
一战后，香港大部分基建是以收入维持支出，未有借贷，直至1927年。期间香港经历机工、海员和港省罢工，又适逢中国动荡和世界经济衰退，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大搞基建。为何在这期间，香港世界级的基础建设一个又一个地出现？
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在1927年的财政预算案上，解释是为了安定本地商人的信心，是时候大搞现代化基建，营造一个利商的华洋环境，为香港下一代而建设。虽然笔者仍未找到档案，这是否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倡议的财政政策有直接关系，但凯氏认为在经济大萧条时，政府应该加大开支，例如搞大型基建。在那期间，英美经济政策深受他的学说影响，估计殖民地部开绿灯也与此有关。时至今天，仍有不少国家采用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金文泰亦解释了香港过去贷款创造基建的时代只是短暂，而还款能力有目共睹，况且一战后大部分基建是以收入维持支出，未有借贷，遂计划举债3000万元。与此同时，定例局亦通过法例举债，先发行500万元，作为兴建城门水塘、启德机场、海口发展，以及一些公共工程如薄扶林（后称玛丽）医院等。债券分别于1927和1928年发行，年息6厘。1933年赎回后，改年息4厘。
1934年，政府再加大力度举债2500万元，作为香港仔水塘、城门水塘、大潭笃引水道、汽车渡海小轮、赤柱监狱、啓德机场发展、批发市场、中环街市、红磡无线电发射塔和赎回一些之前的登记股份。这次是香港史上第一次最大额的举债，债券的利息每年3.5厘。
一战前，政府举债是有目的，如改革卫生环境和兴建九广铁路等庞大工程；但一战后，为了营造信心给商人和挽救疲弱的经济，政府就大力举债兴建现代基础建设，如城门水塘的北水南输港岛、香港仔水塘开辟新供水点；兴建启德机场及设施，让航空交通走上世界水平；建现代化医院、监狱、街市和零售市场；在红磡建无线电发射塔，协助无线电发展，增加资讯的速度；建汽车渡轮等设施贯通海陆交通，将香港岛和九龙点到点连结。
加上香港和九龙电力公司扩充供应电源，以及无线电资讯这些硬件，再配合中学开办物理和化学等科目，辅以实用夜学，进而开办初级和高级工业学院，培训本地技术人才。两次大战间的香港不如想像般平凡，而是充满动力地走向世界城市现代化。
文：香港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文学硕士课程同学会副会长马冠尧
本栏为香港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文学硕士课程同学会与《星岛日报》教育版联合出版。对原文有兴趣的读者可到港大中国历史研究文学硕士课程同学会网页下载：http://machsaa.googlepa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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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于《星岛日报》2024年5月6日教育版专栏「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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