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国安案 最低刑期5年

理大男生吕世瑜在网上煽动港独及售武煽暴，去年承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原本因认罪减刑至判监3年8个月，但因「情节严重」案件刑期下限为5年，令吕未能获得全数三分一减刑，被判囚5年。吕就认罪可否获减刑至低于刑期下限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昨一致裁定吕败诉，「一锤定音」裁定「情节严重」的案件即使被告认罪，最低刑罚必定是监禁5年，只有被告自动放弃犯罪、自动投案、提供重要破案线索或如实揭发他人罪行，才可减刑至低于5年。
本案由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霍兆刚、林文瀚和非常任法官陈兆恺审理，5名法官一致驳回吕世瑜的上诉，并在判词中指出，法庭在量刑过程中必然会运用司法酌情权，从宏观角度考虑案件整体情况，量刑原则包括阻吓、惩罚、防范及更生，法庭可就不同量刑原则或考虑因素给予不同的比重。香港量刑的法律及原则是在《香港国安法》订下的量刑框架内发挥效力。

本案所涉的「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在《国安法》第21条根据案件情节的严重性，制定两级制量刑框架，指明「情节严重的，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上诉方主张5年刑期下限并非绝对，可依据上诉人适时认罪，判处低于5年以下的刑期，但终院认为此主张「站不住脚」，并裁定条文用词明显地以强制性的措辞订明刑罚的性质和刑期。
订明仅3情况可获减刑

终院认为《国安法》制定处罚幅度与罪行严重性挂鈎的框架，如容许「情节严重」的案件判处在订明幅度以下的刑罚，是自相矛盾的解读。《国安法》第33条指明如被告自动放弃犯罪、自动投案、提供重要破案线索或如实揭发他人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终院指，此3种减刑情形显而易见是提供诱因，鼓励犯罪人和可能犯罪的人士放弃犯罪，协助当局维护国家安全和执行法律。

上诉方认为原审法官理应以上诉人认罪为由，全数扣减三分一刑期，判处低于5年下限的刑期，但终院驳回上诉方说法，认为与条文明确目的无关之减刑因素如适时认罪等，不可被依赖以作出宽大减刑，重申3种减刑情形已「尽列无遗」。

终院表示《国安法》第21条规定在指定幅度内判刑，所订明的判刑幅度下限必然是强制性，只有「减轻处罚」选项适用时，一宗起初被归类为适用较高处罚幅度的案件可以落入较低幅度，并不容许如适时认罪等其他减刑因素达致此效果。终院又指，在「情节较轻」的案件中，如被告年幼无知，或因受人摆布而犯案，法庭可考虑判处非监禁式的刑罚，以助被告更生及保障社会，避免将被告变为强硬的反社会分子。

终院详述《国安法》案件的量刑步骤，法官首先需裁定被告干犯罪行，把被告定罪后考虑量刑，考虑犯罪人在犯罪时所担当的角色，裁定被告是「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或「积极参加的」或「其他参加的」，法庭续须考虑犯罪人的行为、所引起的实质后果、潜在风险和可能影响，以评估案件情节的严重性，去裁定案件属「情节严重」或「情节较轻」。

若法官已裁定案件属「情节严重」便可行使酌情权，应用香港的量刑法律和原则，决定量刑起点，考虑加刑及减刑因素等，酌情在适用刑罚幅度内厘定处罚幅度，才再考虑3种减刑情形是否适用，如适用则可宽大处理其处罚，考虑应作出何等程度的从轻处理（在适用处罚级别之内判处比较轻的处罚）或减轻处理（将处罚从适用较高处罚级别减轻至较低级别），例如考虑被告向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多大效用、自愿投案的背景和动机、被告自愿投案多大程度上显示真诚悔意等因素后，才判处最终刑罚。

案件编号：FACC 7/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