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弱势居住权益 以人为本整合劏房政策︱岭航未来
2024-11-16 12:13 
近年政府积极解决劏房问题，各类措施相继出台，包括社会房屋、劏房租务管制、社区客厅，及订立劏房最低标准等。笔者在2021年起走访多区劏房户，观察到不同政策的在地成效及实行困难。这些措施原意虽好，亦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但却因未涵盖不同劏房住户的实际生活情况，以致未能达到预期效用。
劏房户处境多元 需求不同
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全港约有108000个分间单位，容纳了107400个住户。劏房住户超过6成为25至64岁人士，15岁以下占15.9%，65岁及以上达1成，与2016年相比，住户年龄有所增长。单人住户所占比例最高（39.6%），其次是核心家庭（19.0%）；约2成（21.2%）住户中有至少一名居港未满7年人士，远高于全港比例（3.6%）。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为15310元，远低于全港中位数（27650元）。
综合这些数据，可见劏房住户大多为于市区工作的蓝领家庭和劳动者，他们在租务市场处于弱势，但又需要透过凑合居住地点以兼顾家庭和工作安排。现时的劏房措施，特别是现金津贴、过渡性房屋及简约公屋，主要针对正轮候公屋的弱势家庭和住户，未足以涵盖因各种原因而不合资格申请公屋的弱势住户。在过去数年的田野研究中，笔者接触了不少家庭情况各异的劏房住户，当中有从公屋搬出的单亲家庭、因家庭挤逼又无法负担租买私楼的基层青年、老年独居劳动者，以及居港超过10年的双程证照顾者，因工作收入超出限额或移民身份等原因无法申请公屋，难受惠于上述政策。
笔者与团队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期间，访问了317名居于劏房的照顾者，以了解住屋空间对个人健康和家庭关系的影响，发现受访照顾者超过7成须独自提供照顾，平日面对面照顾平均时数为11小时，周末平均照顾时数更达17.6小时；超过9成平均每星期的照顾时数，远超国际及香港政府标准每星期20至21小时。照顾者当中，9成称有压力，亦有2成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
劏房最低标准 减低居住劳动
根据笔者与超过50个家庭的深入访谈，发现不少劏房住户需要作出隐性居住劳动，以抵销不适切住所的各种问题。居住劳动有别于一般家务劳动（如买餸做饭、清洁、洗衣服等），是因应不同实际居住空间的缺陷而作出的弥补，令不适切住房变得可使用（functionable）及可居住（livable），例如要经常腾出空间以供家庭成员日常作息，或安排各成员使用同一空间的次序等。这些劳动增加照顾和家务时数之馀，亦加重身体和精神负担。
劏房最低标准能否有效减低劏房户的居住劳动还是未知之数，政府宜向各界解释具体执行方式，并定期检讨成效。以租务管制为例，至2024年5月，差饷物业估价署共处理31764份租赁通知书，只占总劏房数目约3成；成功检控违规个案269宗，罚款共492010元，即平均每宗只罚1829元，可见监管及执行力度有待加强。政府应总结租务管制的经验，为将来实施最低标准作准备。
取缔与安置 须有明确路线图
自政府宣布取缔劏房一年来，笔者自劏房户中最常听见的忧虑是安置问题及业主加租。上文提到劏房户中不少没有申请公屋，他们惧怕倘若居所被取缔，自己又不合资格申请社会房屋，将被逼搬到条件更差更偏远的黑市住房；亦有住户担心在没有起始租金的保障下，业主会大幅加租，把修缮成本转嫁到租客。
为释除弱势住户的忧虑，政府可提供能迎合不同住户情况及需求的安置模式，令住户能依照指示申请符合其资格的安置住所；亦应考虑实施起始租金，遏止租金大幅上涨；而社区客厅在取缔过程中亦能发挥作用，在提供基本生活设施外，亦可支援受取缔影响的街坊，令安置过程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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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黎苑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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